視頻加載中... 《新聞記者》雜志供稿
2011年春節前后，微博用戶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拐”行動，網友通過各類手持終端拍攝流浪兒童，并將這些影像資料上傳至微博，依靠用戶的大量轉發形成了一次依托微博平臺的、社會廣泛參與的行動。憑借微博巨大的影響力，許多懸而未決的案件得到了及時處理，破碎多年的家庭又找到了親人。一時間，人們贊嘆微博凝聚社會的巨大力量，甚至將微博視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不二之選。
然而正當微博“打拐”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虛假信息又一次侵入微博空間，譬如，“4歲男孩劉晨光西安雁塔被拐”、“4歲女童郭佳美遼寧盤錦走丟”、“6歲女孩周萌萌四川彭州被拐”，等等?。這些曾經獲得網友巨大同情并被海量轉發的信息最終被證實是虛假信息，它們要么子虛烏有、憑空捏造，要么張冠李戴、無中生有。其中，“6歲女孩周萌萌四川彭州被拐”最具典型意義。2011年2月14日，眾多網友相繼轉發一則尋女消息：“周萌萌，六歲半，1月31日在四川彭州被拐。”發帖者言辭感人：失蹤女孩很漂亮，大大的眼睛，十分惹人憐愛，“母親因思念過度住院”。網帖短短數天內被瘋轉，引來無數網友關心。事實上，“失蹤女孩”現為6歲的杭州網絡紅人“西子小小徐湘涵”。2月16日，徐湘涵在微博中辟謠：“請大家不要再轉和‘小小’有關的‘打拐’假消息了，把時間花在真正‘打拐’上吧。”
繼去年底的“金庸去世”之后微博虛假信息問題再一次暴露出來，而且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在展現社會良知的“打拐”行動中，它不但騙取了網民信任，也愚弄了參與者的同情心。我們不禁要問，這種被廣大網友不斷轉發的虛假信息到底具有何種特點能夠騙取網民的信任？又是如何使網民甘愿主動傳播而沒有絲毫察覺？面對虛假信息，微博的自我澄清機制為何沒有發揮作用？
一、“微博打拐”事件中虛假信息傳播新特點
與“金庸去世”的假新聞相比，打拐事件中的虛假信息呈現了一些新特點。
首先，打拐虛假信息具有多信源、海量的特點。在“金庸去世”的事件中，由于金庸屬于社會焦點人物，“金庸去世”的消息迅速成為微博焦點，信息關注對象較為單一，核實與辟謠相對容易。而打拐信息本身就是多信源的海量信息，受害者、關注者、同情者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各類來源復雜、內容各異的信息，當海量信息鋪天蓋地時，核實與辟謠的要求較高，即使能夠核實真假，核實后的發布過程也較復雜。
其次，虛假信息傳播的慣性較強，即使信息已經被證實為虛假信息，轉發仍在繼續。比如“周萌萌”這條微博信息在2月上旬已經被發現是虛假信息了，但是，到2011年2月22日，這條信息仍有人在轉發。由于虛假信息傳播的慣性較強，在缺少前后語境的情況下，輿論的尾巴依然會影響后來人的認知與行為。
第三，微博“自澄清”機制啟動慢，傳統媒體充當了辟謠的主要力量。在“金庸去世”事件中，通過閭丘露薇等知情人的正式公布，以及相關轉發人的共同努力，完成了辟謠，這種微博“自澄清”機制一度被認為是微博防止虛假信息的有效手段。但是，在這次打拐虛假信息傳播過程中，微博“自澄清”的機制幾乎沒有啟動，前面“周萌萌”的信息在被轉發了幾千次以后仍然無人出來辟謠。由于微博的議題轉換很快，當微博用戶意識到這個虛假信息時，微博輿論焦點已經轉移到其他地方了，微博對打拐虛假信息采取的辟謠措施實際上在輿論焦點過后才出現。
二、“微博打拐”虛假信息生成與傳播的原因
桑斯坦認為，謠言通常是由一些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識的傳播者故意制造的。他將這些人分為四類：一是謀求一己之利者，他們通過損害他人或群體的利益來謀求一己之利；二是廣義上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傳播謠言是為了吸引眼球；三是追求政治利益者；四是惡意中傷者。從這次事件的發展歷程來看，微博打拐虛假信息的傳播者應該屬于第二類，即廣義上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通過傳播這些信息以吸引眼球?。
在這次微博打拐過程中，又有哪些具體的原因造成了網民不斷自主轉發虛假信息的呢？
1．“微關系”代替信息準確性成為微博信息轉發依據
隨著信息傳播過程中把關責任的下移以及微博用戶的不斷增加，微博傳播過程中的客觀性風險也在不斷加大，相當數量的未經專業訓練的用戶在微博倫理或微博素養方面存在著先天不足，沒有信息傳播專業背景的傳播者不但對各種信息要做出真假判斷、是非判斷，而且要承擔微博信息傳播的把關責任，因此其傳播過程中的潛在風險必然增加。?
在這次微博打拐過程中，未經訓練、無需擔責的傳播者依靠“微關系”不斷轉發多信源、海量信息，由于信息不斷在轉發，使得轉發人、接收人與信息本源之間的關系被剝離，轉發人根本無從知曉信息的真實性與準確性，轉發人基于微博關系而非事實真相轉發信息，當信息客觀性被忽視以后，但凡“尋找孩子”的信息都被歸類為需要轉發的行列而忽略了信息本身的真實性與準確性，虛假信息就乘虛而入。
2．意見領袖與“轉發中間人”推動了信息擴散
意見領袖在微博上擁有足夠的影響力，在輿論形成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微博信息擴散的核心。在打拐虛假信息擴散過程中，某些經過實名認證的微博用戶也參與了轉發，實際上推動了這些虛假信息的擴散。還有一部分人，雖不具備輿論領袖的影響力，自主生產的內容也不多，卻通過不停轉發也擁有大量粉絲。而且，微博傳播機制中將粉絲、評論、轉發、私信等等都進行了量化統計，這種量化方式對于微博用戶而言形成了一種內在的心理鼓勵機制，促使微博用戶不斷通過發布新信息和加強互動的方式來促進粉絲數等相關數量的增長，從而獲得虛擬交往的快感和成就感。在這種傳播心理驅使下，出現了一些全天在線或者依托手機不斷進行發布或者轉發微博的用戶。這種類型的微博用戶可稱之為“微博控”，?他們轉發的把關標注準通常根據“關注”與“被關注”關系中的具象化的數據的高低，評論數越多，轉發數越高，被轉發中間人再次轉發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這次打拐虛假信息中，那則關于“周萌萌”的信息在被確認為虛假信息時，在微博上的轉發量、評論量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數量級。
3．“信息流瀑”現象是虛假信息擴散的一個社會條件
互聯網信息傳播很容易形成集體認知，一旦形成，將很難被打破，桑斯坦將其稱為“信息流瀑”。信息得到不斷強化之后，形成群體認知，對于任何個人來說，這種群體認知都代表了無形的群體權威。群體共識以權威信息的方式在互聯網上迅速散播，?“流瀑”一旦形成，反對聲音就顯得比較微弱。
微博打拐在短時期形成了強大輿論場，微博用戶群體呈現出熱情與焦慮交織的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微博打拐就成為社會的焦點事件、主流議題，當這種認知在網民中間逐漸成型時，后續參加進來的用戶的認知與行為就會跟隨，打拐信息聚集的“信息流瀑”便生成了。處在“信息流瀑”中的用戶渴望更多失散信息能夠在微博上發布，以便通過微博的力量幫助與解救受害人。此時，彌漫在群體間的渴望匯聚在網絡上表現出另一種“群體極化”的傾向，即希望通過圍觀的力量解決這個社會問題，也正是這種相對一致的群體心態，使虛假信息有機可乘。
4．議題“碎片化”使微博虛假信息未受到足夠重視
當傳統媒體還在深入調查打拐問題的時候，微博的焦點議題已經轉移到其他與打拐毫不相干的地方了。微博的“碎片化”表達方式導致了議題發展過程的“碎片化”，這種議題“碎片化”的主要表現是：①議題焦點轉移過快；②單位時間里議題的轉換方向不定；③同時存在多個輿論場；④關注的議題差異較大；⑤輿論場轉移消散后，對這些事情的關注就急速降低，不再能夠形成新的輿論波。當輿論波過去以后，焦點議題帶來的輿論熱度降低了，打拐虛假信息幾乎是在打拐輿論的后半段才慢慢被人關注到。當人們重視這些虛假信息的時候，輿論熱度已經大大降低，即使這些虛假信息被曝光也未引起像“金庸去世”這類假新聞的輿論反響，也未得到人們足夠的重視。
5．微博“自澄清”機制啟動慢且存在瑕疵
“金庸去世”事件使人們對于微博的“自澄清”機制有了比較近距離的接觸，有些研究者認為微博會通過自我發現并能澄清虛假信息。事實上，“金庸去世”事件呈現出來的微博的“自澄清”機制有很多條件限制。首先，微博的“自澄清”機制與傳統媒體的幾位知名人物密切相關，比如，閭丘露薇站出來辟謠；其次，金庸屬于社會名流，經常參加各類活動，微博用戶可以輕易獲知其個人行蹤，對有關其的虛假信息的核對相對比較方便。
微博打拐過程中的虛假信息只是在傳統媒體展開調查之后才被微博重視，傳統媒體核實信息與虛假信息廣泛傳播之間存在明顯的時間差。也就是說，微博的“自澄清”機制或許是一種選擇性迷思，是有條件的--對于大家熟知的議題，比較容易啟動“自澄清”機制；對于那些范圍更加廣泛的信息，“自澄清”機制就難以啟動。由此看來，“自澄清”機制不可能天天啟動，也無法對所有的問題啟動。
三、微博虛假信息傳播管理的應對策略
微博打拐的虛假信息傳播與“金庸去世”假新聞的傳播有諸多不同，在“金庸去世”的應對方面，微博的“自澄清”機制發揮了巨大作用，使這則假新聞很快就被發現。而在微博打拐事件中的虛假信息呈現出多信源、海量的特點，再加上微博本身形成的“信息流瀑”、“微信任”等因素，給信息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具體應從以下幾方面推進管理。
1．以意見領袖與“轉發中間人”為核心的微博用戶的自我糾錯機制。在打拐事件中，由于信息海量，“信息流瀑”形成，微博“自澄清”機制難以啟動，今后在類似的公共事件的傳播過程中，實名認證的用戶以及平時習慣于轉發微博信息的中間人，應形成自我把關機制，對信息進行主動的篩選，確保所發信息真實、可靠。轉發微博時也要判斷真假，不能核實但又事關重大的事情不要輕易轉發，或者可以加上“希望知情者進一步提供背景資料”之類的話來進一步核實?，或者提醒下一個轉發者或相關機構對信息進行核實。
2．第三方核實--傳統媒體的介入機制。某些信息的真實性可以通過第三方的核實系統獲得認可，能夠擔當這一重任的“第三方”應該既有信息的核實能力又有公信力，從這一點來說，傳統媒體與微博存在互補性。在“金庸去世”事件中，閭丘露薇雖然通過自己的微博發布消息，她依托的還是電視媒體的信息渠道。在打拐事件中，2011年2月22日的一個案例就說明了公共信息的公信力可通過傳統媒體與公安機關的共同合作取得。當日凌晨，河南高速交警九支隊發現拐賣嬰兒的2名嫌疑人，警方迅速通過微博發布這則消息，當地主流媒體大河報迅速派出記者跟蹤報道，并通過報社的微博進一步轉發，并將被拐賣兒童的來源地等信息也公布出來，增強了信息轉發的公信力與目的性，對解決這類事情有較好的推動作用。
3．運營平臺的輿情監測技術與用戶參與核實的結合。輿情監測技術能夠保證及時發現微博輿論場變化形態，但對這類多信源、海量公共信息輿情監控面臨一個難題--海量公共信息的核實--輿情監測系統可以成功預警某一方面信息的快速變化，但是，對有關信息的語義傾向以及信息真實性的研判卻力不從心。今后，應由專門機構負責微博語義傾向與信息真實性的研究，并建立輿情監管與虛假信息判別的聯動機制，對于傳播范圍廣的信息及時研判，鼓勵更多的用戶參與到信息核實的過程中?。
4．建立公民新聞的管理責任機制。由于具有較高公信力的中國新聞周刊的官方微博轉發了“金庸去世”的消息，讓不少網友信以為真并在短時間內迅速轉發。但是，中國新聞周刊并非造謠者，他們錯就錯在放棄了把關人的職責，對于這類新聞失實的問題，已有很多成文的規章制度可以參照。這條失實的微博信息最終使中國新聞周刊一名副總編輯、一名網站內容總監和一名網站編輯相繼辭職，他們通過辭職擔負起新聞失實的責任，挽回了傳統媒體的公信力。
公民新聞興起之后，各類公民報道的內容成為網絡空間中的重要信息來源，相對于公民新聞的蓬勃發展，公民新聞失實的責任追究機制目前還不健全，缺乏相關管理條例。今后應建立公民新聞報道的監管機制，確定公民新聞報道者的責任主體；明確公民新聞報道者的社會責任以及確立公民新聞報道者的管理規范，使公民新聞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5．微博媒體素養實施框架--從理念到行為。微博是自媒體，依托這個平臺進行信息傳播的用戶也要承擔社會責任，形成新的媒體素養實施框架。首先，反思群體共識，比如，圍觀產生力量。在許多重大公共事件上，微博圍觀確實發揮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但是，當虛假信息侵入傳播過程時，圍觀就有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其次，避免過于感性化的輿論認知。因為微博的“碎片化”文本以及“碎片化”議題，微博參與者對議題傳播缺乏深入的探索，群體共識容易形成“信息流瀑”，在“信息流瀑”中虛假信息就有傳播的土壤?。第三，微博媒介素養需要從理念到行為的參與。在傳統媒體“你傳我聽”的階段，媒介素養關注受眾媒介素養的提升，事實上，個人在改變傳統大眾媒體傳播效果上的影響力很微弱。在微博時代，受眾是傳受過程的絕對主體，受眾可以自由傳遞或者接受信息。更重要的是，用戶可通過自己的行為改變傳播過程，影響傳播效果，終止虛假信息的傳播，比如，停止轉發、及時舉報虛假信息。也就是說，微博媒介素養除了形成社會共識，更需要用戶將媒體共識落實到個體的主動傳播行動中。
在聲勢浩大的微博打拐行動中，多信源、海量的微博信息在動員社會、凝聚社會方面展現出巨大力量。也正因為多信源、海量信息才使得一些虛假信息乘虛而入，給虛擬社會乃至現實生活造成一些困擾。解決這些問題的那把關鍵鑰匙在用戶手中，用戶的理性參與及時核實有助于微博信息真實性的提升，管理者也可以通過管理機制創新吸引各方力量參與到核實的過程中，從而壓縮虛假信息傳播的空間與時間。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助理研究員。本項目為上海交通大學文科創新基金09QN04“網絡輿論主動引導”中期成果）
注釋：
張勇軍：《微博打拐頻現“狼來了”七條假信息在網上流傳》，《武漢晚報》2011年2月19日
桑斯坦：《極端的人群》第115頁，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
付玉輝：《付玉輝：十二個關鍵詞透視微博客》，《中國傳媒科技》2010年10月14日
孟昭莉：《微博客時代：誰的互聯網？》，《第一財經日報》2010年7月8日
潘吟：《6歲小美女被傳失蹤現已被核實為謠言》，《杭州日報》2011年2月16日
謝耘耕：《從“金庸去世”看微博假新聞的傳播與應對》，《新聞記者》2011年第1期
桑斯坦：《信息烏托邦》第156頁，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