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辦報宗旨的表達與實踐

三

在全民抗日烽火連天的1941年5月16日，由《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合并，以《解放日報》為名出版一份新報，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由毛澤東執筆的《解放日報》發刊詞寫道：“本報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也就是本報的使命。”“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就是本報的使命，本報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與中國人民協力斗爭的結果，世界必然要變成一個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國必然要變成一個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企圖，我們是能夠粉碎的。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也就是我們的口號。今當本報發刊之始，愿掬至誠，以告國人。”

《解放日報》出版后十個月，中央決定該報實行改版。改版社論《致讀者》根據革命的、戰斗的黨報基本要求對照這十個月工作，覺得“實在是惶恐得很，應該說，解放日報是沒有能夠完成真正戰斗的黨的機關報的責任的，它尚未能成為黨中央傳播黨的路線貫徹黨的政策與宣傳組織群眾的銳利武器。”因此，“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報能夠成為真正戰斗的黨的機關報。要達到這個目的的主要的環節，就是要使我們整個篇幅貫徹黨的路線，反映群眾情況，加強思想斗爭，幫助全黨工作的改進。這樣來貫徹我們報紙的黨性、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使解放日報成為真正戰斗的黨的機關報，同時也就是要使它成為天下人的報，成為一切愿意消滅民族敵人建立民族國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

《解放日報》的創辦與改版所發表的編輯部言論，表明黨中央機關報已經成熟了，對機關報的使命與功能的認知已經相當深刻和精當。黨報已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就是黨中央機關報的使命。黨報只有認真貫徹黨的使命、任務、政策與紀律才能擁有完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作報告，指出，“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過渡時期，中國報紙逐步適應新的社會形態，經歷了一個個難忘的運動，但不斷遇到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存在不少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于是，《人民日報》以1956年7月1日改版為契機，著手進行改革。改版社論《致讀者》寫道：“《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從它創刊到現在，一直是為黨和人民的利益服務的。正因為這樣，《人民日報》在創刊八年多以來，備受廣大讀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工作也逐年得到進步。但是我們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缺點。”接著，社論表示要從擴大報道范圍、開展自由討論、改進文風三個方面改進工作。社論指出，“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充滿變化的世界，各種不同的讀者要求從不同的方面了解這個變化著的世界。盡量滿足讀者的多方面的要求，這是我們的天職”。

關于自由討論，社論指出，“報紙是社會的言論機關。在任何一個社會里，社會的成員不可能對于任何一個具體問題都抱有同一種見解”。有許多問題需要在群眾性的討論中得到答案。無論如何，害怕討論的人總是可笑的人。在開展討論方面，過去我們的報紙是作得很不好的，因而也減少了報紙的生氣。

談到改進文風，社論說，除了編輯部自己努力以外，我們請求作者們在給我們稿件的時候，也務必注意到廣大讀者的呼聲，盡量把文章寫得有條理、有興味，議論風生，文情并茂，萬不要讓讀者看了想打瞌睡。

社論最后強調，“我們的報紙名字叫作《人民日報》，意思就是說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財產。人民群眾是它的主人。只有靠著人民群眾，我們才能把報紙辦好”。

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復人民日報社關于改進工作的報告，指出：“中央批準這個報告，認為《人民日報》改進工作的辦法是可行的。中央還希望各地黨委所屬的報紙也能夠進行同樣的檢查，以改進報紙的工作。”批復還指出，“為了便于今后在報紙上展開各種不同意見的討論，《人民日報》應該強調它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又是人民的報紙。過去有一種論調說：‘《人民日報》的一字一句都必須代表中央’，‘報上發表的言論都必須完全正確，連讀者來信也必須完全正確’。這些論調顯然是不實際的，因為這不僅在事實上辦不到，而且對于我們黨的政治影響也不好。今后《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除了少數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和少數的社論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而且可以允許一些作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我們共產黨人的見解相反的文章。這樣做就會使思想界更加活躍，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愈辯愈明。”

人民日報社的改版社論及中共中央的批復表明，當時的中央黨報和黨的中央委員會在新聞改革及新聞理想的追求上曾經走得多遠。不幸的是，由于黨的主要領導人對1956～1957年國內外局勢作了錯誤的判斷，由于黨的領導集體及議事程序民主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中央委員會的批復并沒能付諸實行，由《人民日報》七一改版社論起始的改革也未能堅持下去。這場全黨和全國人民普遍期待的改革運動夭折了。

時輪越過三十年。1986年7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我們的心愿——就〈人民日報〉改版三十周年致讀者》。文章指出，“廣大讀者，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從報紙上獲知各個領域的新信息、新事物、新問題，以及黨中央對這些新事物、新問題的看法；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從報紙上獲得現代化所需要的新觀念、新知識、新技術；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在報紙上交流思想和經驗；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從報紙上知道世界上發生的新事情。”因此，“《人民日報》必須發揮自己的優勢，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的需要，而且從內容到形式，都辦出自己的特色來”。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人民日報》利用改革開放的全國大勢，掀起了新一輪黨報改革的熱潮。也正是在這樣熱烈而扎實的新聞改革實踐的推動下，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思想又一次得到了歷練與升華。

筆者認為，以毛澤東新聞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形成于延安時期，其起始于《解放日報》改版，集成于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和劉少奇對華北記者團的講話。換言之，黨報實踐和黨報改革經驗孕育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指導和引領著黨報實踐和黨報改革。這是延安時期以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發展的一條基本路徑，也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在中國發展的基本經驗。同理，我們堅信，隨著新媒體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新月異的進展，中國共產黨的辦報宗旨將不斷地貼近民生、擁抱民情和傾聽民聲，辦報宗旨的表達與實踐將日益走向現代化和科學化，中國共產黨新聞理念和新聞生產將與時俱進，繁榮深化，迎來又一個燦爛春天。■（作者系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