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辦報宗旨的表達與實踐

《新聞記者》供稿

【本文提要】本文通過對有代表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的黨刊黨報創(chuàng)刊詞與改版詞所表達的辦報宗旨的剖析，闡釋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由來與演變。比較各個歷史時期黨報創(chuàng)刊詞與改版社論的不同表達，反觀黨的新聞思想的發(fā)展、補充和豐富。

【關鍵詞】　機關報　辦報宗旨　黨報理念

【中圖分類號】　G210

中國共產黨在發(fā)展壯大90年中創(chuàng)辦了數(shù)十家中央機關報刊。作為黨的耳目喉舌，這些報刊的創(chuàng)辦與改版言論，忠實而精確地表達著中國共產黨的辦報宗旨，而對宗旨的實踐與變革，又生動地體現(xiàn)出這個偉大政黨的科學品格和與時俱進的創(chuàng)新精神。

一

馬克思同盧格商議辦一家新刊物的時候提出，辦這家新刊物的目的，是“為真正獨立思考的人們尋找一個新的集合地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前，已經創(chuàng)辦出版了好幾家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其宗旨同馬克思所言相似。

1919年12月1日，作為建黨號角之一的《新青年》發(fā)表《本志宣言》（由陳獨秀執(zhí)筆）指出，“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chuàng)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丑的、惡的、戰(zhàn)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shù)幸福的現(xiàn)象，漸漸減少，至于消滅。”“我們理當大膽宣傳我們的主張，出于決斷的態(tài)度；不取鄉(xiāng)愿的、紊亂是非的、助長惰性的、阻礙進化的、沒有自己立腳地的調和論調；不取虛無的、不著邊際的、沒有信仰的、沒有主張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

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在創(chuàng)刊宣言中寫道：“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yè)已奔騰澎湃于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亡。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

中國共產黨上海發(fā)起組的政治理論刊物《共產黨》，在中國第一次舉起了共產主義的旗幟。它的“第一號短信”——具有代發(fā)刊詞性質——由陳獨秀執(zhí)筆。“短信”說，“我們要逃出奴隸的境遇，我們不可聽議會派的欺騙，我們只有用階級斗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搶奪來政權；并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的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于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致發(fā)生。”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創(chuàng)辦的《勞動音》第一期發(fā)表《我們?yōu)槭裁闯霭孢@個〈勞動音〉呢？》。這個相當于創(chuàng)刊詞的文章寫道：“我們既要排斥那班不勞動而食的人，以維護我們真正勞動同胞的生活，那末，我們不可不有充足的智識和善良的方法，做我們排斥他們的利器，階級戰(zhàn)爭的工具，所以我們出版這個《勞動音》，來闡明真理增進一般勞動同胞的智識，研究些方法，以指導一般勞動同胞的進行，使解決這不公平的事情，改良社會的組織。”

上面引述的這些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報刊的創(chuàng)刊詞無不說明，這些報刊出世的宗旨，首先在于啟發(fā)工人中間先知先覺者的覺悟，令他們懂得組織起來投入反對舊世界的工人階級使命，也就是如馬克思所言：“為獨立思考的人們尋找一個新的集合地點”，即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好思想認識、干部隊伍的準備，同時作好全面的、廣泛的思想輿論的吶喊。一句話，報刊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先聲。

二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第一家工人報紙《勞動周刊》，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機關報，1921年8月20日在上海創(chuàng)刊，被譽為“教育訓練勞工們一個最好的機關報”。它的發(fā)刊詞寫道，“我們的周報不是營業(yè)的性質，是專門本著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勞動者說話，并鼓吹勞動組合主義。我們希望中國的工人們都拿材料來供給這個唯一的言論機關，都來維護這個唯一的言論機關，擴大解放全人類的聲浪，促進解放全人類的事業(yè)實現(xiàn)” 。

《向導》周刊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個政治性機關報。創(chuàng)刊詞《本報宣言》署名“向導周報同人”，實由陳獨秀執(zhí)筆。創(chuàng)刊詞寫道：“現(xiàn)在最大多數(shù)中國人民所要求的是什么？我們敢說是統(tǒng)一與和平。”“我們敢說：為了要和平要統(tǒng)一而推翻為和平統(tǒng)一障礙的軍閥，乃是中國最大多數(shù)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設在最大多數(shù)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沒有不崩壞的。”“在共和名義之下，國家若不給人民以這幾項自由，依政治進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為這幾項自由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 這篇創(chuàng)刊詞說理之深刻，勸服之有力，說明黨報一走上歷史斗爭的舞臺，便具有如此頑強的戰(zhàn)斗力。

中國共產黨在五卅運動中創(chuàng)辦了通俗政治報紙《熱血日報》，1925年6月4日在上海創(chuàng)刊，以發(fā)揚“民氣”，“作被壓迫民眾的喉舌”為職志。發(fā)刊詞寫道：“洋奴、冷血，這是一般輿論所加于上海人的徽號了！可是現(xiàn)在全上海市民的熱血，已被外人的槍彈沸騰到頂點了！尤其是大馬路上的學生、工人同胞的熱血，已經把洋奴、冷血之恥辱洗滌得干干凈凈。”“創(chuàng)造世界文化的是熱的血和冷的鐵，現(xiàn)世界強者占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只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本報特揭此旨，敢告國人！”看，這篇創(chuàng)刊詞把時局與大勢結合得如此之緊密，把民氣鼓動與真理傳播聯(lián)系得如此之巧妙，十足地體現(xiàn)了新聞主張之正確和鼓動手法之高明。

我們十分熟悉的毛澤東新聞評論名篇《〈政治周報〉發(fā)刊理由》，則更是主旨鮮明，邏輯有力，語言澎湃鏗鏘。開篇就是辦報宗旨的宣示：“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xiàn)人民的統(tǒng)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50余字，把辦這份報紙的目的、目標、使命，講得明了、清晰、精確。經過兩段文字的論證，作者再次言明報紙的使命：“向反革命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便是《政治周報》的責任。發(fā)刊詞還用寥寥數(shù)筆，說明了報紙的作戰(zhàn)方式：“我們反攻敵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政治周報》的體裁，十分之九是實際事實之敘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對于反革命派宣傳的辯論。”

《布爾什維克》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共中央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秘密出版的理論機關刊物。面對大革命失敗和白色恐怖統(tǒng)治，這家刊物特別強調加強黨的領導的重要意義。作為創(chuàng)刊詞的“發(fā)布露布”指出：“革命思想方面，比《向導》時期尤加十倍的必須有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領導。只有布爾什維克的精神：無產階級堅決的向國內國外資產階級實行階級斗爭；勇猛的領導農民及一般平民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消滅封建式的剝削，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群眾的革命的獨裁——殲除一切反動分子，下層民眾直接起來行使民權，實行蘇維埃的政治制度；只有本著這種精神，反對一切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掃除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妥協(xié)主義；只有建立這種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和布爾什維克的思想，然后中國革命之中方有強固的健全的無產階級政黨做領導，才能徹底的完成中國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任務，亦就是真正推翻帝國主義軍閥的統(tǒng)治，急轉直下的進于社會主義的道路。”“露布”設問：誰能解放中國，使中國最大多數(shù)的工農貧民自己得到政權，開辟真正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只有布爾什維克！”“所以《布爾什維克》便繼《向導》而發(fā)刊了。”

中國共產黨稍后出版的又一份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創(chuàng)刊號明確提出，報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這份問世于1930年8月15日的黨報創(chuàng)刊號寫道：“在現(xiàn)在階級社會里，報紙是一種階級斗爭的工具。統(tǒng)治階級利用一切新聞報紙的機關，來散布各種欺騙群眾的論調。在目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的統(tǒng)治之下，一切公開發(fā)行的報紙，都是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的擁護者，都是帝國主義忠實的奴仆。……中國工農群眾不僅在國民黨的暴力壓迫之下，并且一樣在他的新聞政策的封鎖之下。全國工農群眾在其偉大的政治斗爭中，不僅要反對國民黨的政治壓迫，而且要起來建立自己的革命報紙，宣傳革命的理論，傳達真實的革命斗爭的消息，建立在革命斗爭中之一個偉大的推翻國民黨的言論機關。就在這一個立場上，建立了本報在全國工農勞苦群眾面前的任務，要使《紅旗日報》成為全國工農群眾自己的報紙。”“本報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同時在目前革命階段中必然要成為全國廣大工農群眾之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喉舌，就在這一點看來，已經決定了本報之偉大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的第一份中央政府報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創(chuàng)辦于1931年12月11日。它的發(fā)刊詞說，《紅色中華》的任務是要發(fā)揮中央政府對于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積極領導作用，達到建立鞏固而廣大的蘇維埃根據(jù)地，創(chuàng)造大規(guī)模的紅軍，組織大規(guī)模的革命戰(zhàn)爭，以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tǒng)治，達到全國的勝利。發(fā)刊詞強調，報紙第一位的工作，要組織蘇區(qū)廣大工農勞苦群眾參加蘇維埃政權。這不但要引導工農群眾對于自己的政權，盡了批評、監(jiān)督、擁護責任，而且要能熱烈的參加蘇維埃政權的工作。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辦了黨的第一份軍報《紅星報》，它是1931年12月11日創(chuàng)辦的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機關報。這家報紙創(chuàng)刊號以“見面話”作為創(chuàng)刊詞，用一系列比喻，象征性地羅列了這家軍報的諸多社會功能：它是一面大鏡子，紅軍里的一切工作和生活的好處壞處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它是一家無線電電臺，各種消息都可以傳到同志們的耳朵里；它是一個政治工作指導員，告訴同志們群眾工作和訓練工作的方法；它是一個紅軍黨的工作指導員，把全軍黨的工作經驗告訴大家；它要成為紅軍的政治工作討論會，政治文化生活的問題可以在上面討論；它是全體紅軍的俱樂部，會唱歌講故事變把戲；它是一個裁判員，官僚腐化消極怠工會受到它的處罰。總之，《紅星報》擔負很大的任務，來加強紅軍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紅軍的政治水平線，文化水平線，實現(xiàn)中國共產黨蘇區(qū)代表大會的決議，完成使紅軍成為鐵軍的任務。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有黨中央機關報，而且有執(zhí)政機關報和軍隊的報紙。比之前一時期的報刊實踐要豐富得多，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思想也有了重大發(fā)展。它第一次提出了報刊的階級性，提出了黨報既是黨的也是工農群眾的喉舌。強調黨的報刊有多元的社會功能，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宣傳革命的理論，傳達真實的消息，建立獨立的言論機關。在黨報工作原則構建的過程中，加強黨對機關報的直接領導，強調黨領導的報紙必須高舉黨的旗幟，發(fā)揚布爾什維克精神，促進全人類解放事業(yè)在全世界的實現(xiàn)。顯然，黨報的宗旨構建與建黨時期相比，有了很大的發(fā)展，黨報工作者對歷史使命的認知，有了很大的提升。

三

在全民抗日烽火連天的1941年5月16日，由《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合并，以《解放日報》為名出版一份新報，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由毛澤東執(zhí)筆的《解放日報》發(fā)刊詞寫道：“本報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也就是本報的使命。”“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就是本報的使命，本報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與中國人民協(xié)力斗爭的結果，世界必然要變成一個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國必然要變成一個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企圖，我們是能夠粉碎的。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也就是我們的口號。今當本報發(fā)刊之始，愿掬至誠，以告國人。”

《解放日報》出版后十個月，中央決定該報實行改版。改版社論《致讀者》根據(jù)革命的、戰(zhàn)斗的黨報基本要求對照這十個月工作，覺得“實在是惶恐得很，應該說，解放日報是沒有能夠完成真正戰(zhàn)斗的黨的機關報的責任的，它尚未能成為黨中央傳播黨的路線貫徹黨的政策與宣傳組織群眾的銳利武器。”因此，“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報能夠成為真正戰(zhàn)斗的黨的機關報。要達到這個目的的主要的環(huán)節(jié)，就是要使我們整個篇幅貫徹黨的路線，反映群眾情況，加強思想斗爭，幫助全黨工作的改進。這樣來貫徹我們報紙的黨性、群眾性、戰(zhàn)斗性和組織性！”“使解放日報成為真正戰(zhàn)斗的黨的機關報，同時也就是要使它成為天下人的報，成為一切愿意消滅民族敵人建立民族國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

《解放日報》的創(chuàng)辦與改版所發(fā)表的編輯部言論，表明黨中央機關報已經成熟了，對機關報的使命與功能的認知已經相當深刻和精當。黨報已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就是黨中央機關報的使命。黨報只有認真貫徹黨的使命、任務、政策與紀律才能擁有完全的生命力和戰(zhàn)斗力。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作報告，指出，“從一九二七年到現(xiàn)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xiāng)村，在鄉(xiāng)村聚集力量，用鄉(xiāng)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xiàn)在已經完結。從現(xiàn)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xiāng)村并由城市領導鄉(xiāng)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xiāng)村移到了城市”，“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過渡時期，中國報紙逐步適應新的社會形態(tài)，經歷了一個個難忘的運動，但不斷遇到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存在不少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于是，《人民日報》以1956年7月1日改版為契機，著手進行改革。改版社論《致讀者》寫道：“《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從它創(chuàng)刊到現(xiàn)在，一直是為黨和人民的利益服務的。正因為這樣，《人民日報》在創(chuàng)刊八年多以來，備受廣大讀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工作也逐年得到進步。但是我們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缺點。”接著，社論表示要從擴大報道范圍、開展自由討論、改進文風三個方面改進工作。社論指出，“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充滿變化的世界，各種不同的讀者要求從不同的方面了解這個變化著的世界。盡量滿足讀者的多方面的要求，這是我們的天職”。

關于自由討論，社論指出，“報紙是社會的言論機關。在任何一個社會里，社會的成員不可能對于任何一個具體問題都抱有同一種見解”。有許多問題需要在群眾性的討論中得到答案。無論如何，害怕討論的人總是可笑的人。在開展討論方面，過去我們的報紙是作得很不好的，因而也減少了報紙的生氣。

談到改進文風，社論說，除了編輯部自己努力以外，我們請求作者們在給我們稿件的時候，也務必注意到廣大讀者的呼聲，盡量把文章寫得有條理、有興味，議論風生，文情并茂，萬不要讓讀者看了想打瞌睡。

社論最后強調，“我們的報紙名字叫作《人民日報》，意思就是說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財產。人民群眾是它的主人。只有靠著人民群眾，我們才能把報紙辦好”。

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復人民日報社關于改進工作的報告，指出：“中央批準這個報告，認為《人民日報》改進工作的辦法是可行的。中央還希望各地黨委所屬的報紙也能夠進行同樣的檢查，以改進報紙的工作。”批復還指出，“為了便于今后在報紙上展開各種不同意見的討論，《人民日報》應該強調它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又是人民的報紙。過去有一種論調說：‘《人民日報》的一字一句都必須代表中央’，‘報上發(fā)表的言論都必須完全正確，連讀者來信也必須完全正確’。這些論調顯然是不實際的，因為這不僅在事實上辦不到，而且對于我們黨的政治影響也不好。今后《人民日報》發(fā)表的文章，除了少數(shù)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和少數(shù)的社論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而且可以允許一些作者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同我們共產黨人的見解相反的文章。這樣做就會使思想界更加活躍，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愈辯愈明。”

人民日報社的改版社論及中共中央的批復表明，當時的中央黨報和黨的中央委員會在新聞改革及新聞理想的追求上曾經走得多遠。不幸的是，由于黨的主要領導人對1956～1957年國內外局勢作了錯誤的判斷，由于黨的領導集體及議事程序民主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中央委員會的批復并沒能付諸實行，由《人民日報》七一改版社論起始的改革也未能堅持下去。這場全黨和全國人民普遍期待的改革運動夭折了。

時輪越過三十年。1986年7月2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編輯部文章：《我們的心愿——就〈人民日報〉改版三十周年致讀者》。文章指出，“廣大讀者，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從報紙上獲知各個領域的新信息、新事物、新問題，以及黨中央對這些新事物、新問題的看法；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從報紙上獲得現(xiàn)代化所需要的新觀念、新知識、新技術；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在報紙上交流思想和經驗；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從報紙上知道世界上發(fā)生的新事情。”因此，“《人民日報》必須發(fā)揮自己的優(yōu)勢，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的需要，而且從內容到形式，都辦出自己的特色來”。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人民日報》利用改革開放的全國大勢，掀起了新一輪黨報改革的熱潮。也正是在這樣熱烈而扎實的新聞改革實踐的推動下，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思想又一次得到了歷練與升華。

筆者認為，以毛澤東新聞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形成于延安時期，其起始于《解放日報》改版，集成于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和劉少奇對華北記者團的講話。換言之，黨報實踐和黨報改革經驗孕育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指導和引領著黨報實踐和黨報改革。這是延安時期以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發(fā)展的一條基本路徑，也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在中國發(fā)展的基本經驗。同理，我們堅信，隨著新媒體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新月異的進展，中國共產黨的辦報宗旨將不斷地貼近民生、擁抱民情和傾聽民聲，辦報宗旨的表達與實踐將日益走向現(xiàn)代化和科學化，中國共產黨新聞理念和新聞生產將與時俱進，繁榮深化，迎來又一個燦爛春天。■（作者系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