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竊聽門”:西方媒體的新聞自由是自我標榜

新聞自由的底線是責任

沒有責任的自由不存在

當前，一些西方媒體為了在新聞競爭中獲勝，為了獲取所謂的“獨家新聞”，而肆意侵犯公民隱私時，這樣的“自由”顯然已經踐踏了媒體的操守和社會道德的底線，甚至觸犯了法律。“實際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西方的新聞也不自由，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其政體如何，政府決不會完全不管媒體、放任媒體，所謂的新聞自由都是一種自我的標榜，要做到完全的價值獨立、判斷獨立是不可能的。”在劉昶看來，所謂的自由，不論是新聞自由也好、出版自由也好，它的底線就是責任，沒有責任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對此，范軍深表認同。他認為，所謂自由，就是要有一定的空間和約束，這種約束就是對職業的約束。“我們常說，你創作有自由、言論有自由，但是一旦你傳播出去，這個自由就有限制，傳播到什么范圍、傳播到什么人、傳播到什么領域是不一樣的，因為每個國家的國情、每個地方的風土人情也不一樣。比如，在英國覺得不算什么事，可是到了另外一個不發達國家就變成大事了。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操守就是要對社會負責。把握消息傳播出去以后對社會是有害，還是無害。”范軍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誤解，老是覺得西方的新聞也不自由，憑什么來批評我，這個是我們的誤會，西方人的聰明在于，我沒有說我自由，但是我可以批評你不自由，這一點是我們要慢慢學會的一點，在加強國家傳播能力建設時我們也應注意這一點。當批評別人的時候并不要求你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沒有做好同樣可以批評人家，這是一種傳播技巧。”劉昶說。

給從業人員敲響警鐘

受眾也應認真反思

“竊聽門”事件的余波將在傳媒界繼續蔓延，這些事情對于媒體的從業人員來說是敲響了警鐘。劉昶認為，這對整個媒體的走向也是一個重新反思的好機會，不僅是關于職業操守的反思，還有關于個體責任的反思。而在范軍看來，西方媒體更多的是受到法律上的約束，但缺乏道德上的約束。對于“竊聽門”事件，從媒體本身來講要反思，社會和政府也都要反思。

據了解，戴安娜1997年8月31日逝世后，英國媒體曾經做過一次反思，以這次反思為拐點，英國的小報發行量、廣告量下跌，而大報、嚴肅類報紙的發行量和廣告額則大幅增長。“這次也一樣，是不是新聞就一定要迎合讀者、聽眾、觀眾、網民？結果一再證明，迎合的結果、取悅的結果只能造成‘三俗’。國外學界提出，收視率是萬惡之源，電視節目拿收視率說事肯定會出現問題，不解決收視率至上的評價體系，就解決不了目前泛濫的‘三俗’傾向。做報紙也一樣，是不是你做的新聞一定是大家想看什么、想讀什么、想聽什么你就要做什么，這個很重要。在數字化時代、在數字媒體時代，高質量的媒體報道越來越重要。”劉昶說。

不過，劉昶同時認為，“竊聽門”事件發生以后不要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媒體，作為閱聽人的公眾的責任在哪里？公眾的好奇和獵奇心理是不是反過來也在刺激媒體去炒作？公眾對此也該認真反思。(記者 曾革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