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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的這個專題顯然是編輯策劃的成果,它已經從“基礎性報道”上升到了第二個層次“拓展性報道”。在告知事實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了視野、挖掘了深度,同時讓公眾更多地參與,對事件的原因及社會影響進行更多的剖析。在這個層面上,大眾傳播被認為應該具有的幾大社會作用——“監(jiān)視大環(huán)境、達成社會各方面的共識、傳承文化”6已經基本可以實現。 報道的層次實際上能夠反映媒體的境界,媒體的境界又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公眾的境界。在今天,媒體對輿論的引導越來越多地需要靠意見表達來實現。在眾多的評論中,筆者認為《北京晨報》5月13日的評論《故宮為何這么容易被盜》,切中了事件的要害:“一直以來,我們忽略了一個問題,即:當資源高度集中時,它的管理注定難以均衡。于是,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效應:從外面看,它似乎很強大,可實際上,內部卻人浮于事,難以有效承擔其職責了。從來如此,信息不公開,無公眾監(jiān)督機制,一切問題都放在內部解決,普通人只有提供資源的義務,卻無問責的權利,那么,結果必然是外強中干、弊端重重,而這樣的治理,難免失敗。”“一個小偷,為故宮敲響了警鐘,一個故宮,也為其他領域敲響了警鐘。只要深層弊端不排除,那么,危機就隨時可能出現,它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給我們帶來傷害。”7相比各種不同角度的真知灼見,這一觀點更能為解決問題的方向提供啟示和指導。 就在各類媒體準備對故宮失竊事件的報道畫上句號之際,北京大學法學院3名博士向中國財政部遞交了申請,要求故宮博物院就門票收支信息進行公開,其申請公開的范圍包括2008年~2010年的門票收入和使用情況。“該申請表示,故宮博物院雖不屬于行政機關,但其作為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事業(yè)單位,應參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相關規(guī)定,履行信息公開義務。”8 我們不能斷定三博士的行動與媒體的報道有直接的因果聯系,但這一事件的發(fā)展過程令人意識到大眾傳媒的新聞報道還應該追求比第二個層次“拓展性報道”更高的層次,或者說媒體應該具有更高的境界。如果我們將對熱點新聞尤其是負面新聞的報道從拓寬視野、挖掘深度進一步提升到對事件的社會意義的解析,進而引導公眾在面對問題時不只滿足于獵奇、泄憤、調侃和諷刺,而是站在建設性的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進而發(fā)起行動,形成一股推進社會進步的能量,那么,媒體就會真正贏得社會的尊重,公眾的素質也會因媒體境界的提升而得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