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新聞監督”演繹成“監督新聞”

讓謠言止于智者

沸沸揚揚的“記者黑名單”風波，終于有了一個官方定論。今年6月27日，新聞出版總署有關負責人稱：依照我國法律和規定，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干擾、阻撓新聞媒體及新聞記者合法的采訪活動。我國政府從來不允許新聞當事部門、機構建立所謂的“記者黑名單”。

其實，“記者黑名單”問題不僅僅是如何對待記者、對待媒體的問題，也是如何對待公眾知情權、監督權的問題，更是公權力如何對待社會的態度問題。由此可見，建立“記者黑名單”，不是“政策行為”，不是法律框架下的合法行為，而只是部門行為、個人行為。

眾人皆知，媒體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種監督力量。媒體背后是公眾和社會，它不是簡單的監督，而是一種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公眾監督。作為衛生部門的“新聞人”，應該對醫學有一些研究。試想，對媒體監督的拒斥，便意味著對“體外監督”的拒斥，而“內在抗體”作用總是有限的，正如人不能僅僅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對抗疾病。

如何處理好與媒體之間的關系？我們不妨聽聽老新聞人趙啟正的觀點：“媒體對新聞發言人來說，既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而是合作伙伴。”“親則不遜，遠則怨”的關系，建立在感情之上；而“合作伙伴”，更是一種契約化、制度化的關系。只有制度化的保障，才能保證有顯在或潛在的“記者黑名單”憑個人好惡或一己得失干擾采訪活動，也才能保證一視同仁，真正達到透明、平等的信息公開。

“記者黑名單”的出現，無非是權力被部門化、個人化罷了。記者核實“長毛粽子”事件時還發現，有問題的不僅僅是粽子，“最牛局長”本人問題似乎更大——年薪10萬的他，卻一下拍出500萬給老婆、兒子開這家面包店，這么大一筆錢從何而來？莫非，一個“長毛粽子”，制造了一個“最牛工商局長”？莫非，一個“長毛粽子”制造了一場“血案”？關鍵問題，恐怕還是在“工商局長”這個身份上。

輿論監督是一把雙刃劍，缺乏制約或運用不當便可能對司法公正造成負面影響，從另一側面妨礙或破壞司法公正。正如李普曼的名言：負責任的新聞事業，歸根到底都要符合公眾的利益。應該肯定，輿論監督由于其自身所特有的開放性和廣泛性，為我國的監督體系注入新的活力，在促進社會公平以及司法公正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讓媒體、媒體人產生職業安全感，不懼怕“秋后算賬”；讓媒體和媒體人在日常采訪、報道中切實感受到，無論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記者黑名單”都不復存在；讓公眾和社會看到媒體監督權得到制度性保障。這才是“讓謠言止于智者”的唯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