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新聞監督”演繹成“監督新聞”

“監督新聞”與媒介素養

幾年前，在社會傳播的“防火防盜防記者”的聲音中，從一個側面不難看出，一旦發生重大責任事故，“防記者”就成了事故處理中的重中之重。對于那些出事的地方來說，他們怕的并不是記者本人，而是怕記者的筆和鏡頭，怕的是全社會悠悠之口。于是為了“防記者”，有權的就阻就抓、有勢的就攔就打，軟的就收買就行賄、硬的就弄“行政審批”，等等。萬變不離其宗，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捂蓋子。對于官員而言，隱藏在地方利益、部門利益之后，還讓人猜測其中“政績動機”的“利益交換”。

新聞記者代表公眾行使監督的權利，正是體現在當社會上出現公眾關心的事件時，記者應及時出現在新聞現場。這是新聞監督的需要，更是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在面對這樣的突發事件時，社會正需要新聞記者快速、客觀、真實地反映問題，讓群眾能及時了解事實。

“粽子鬧劇”中所謂“多方力量”，要么是報社的管理部門，要么是報社的投資方。這些慣用的伎倆，無非是打招呼、寫條子，甚至塞票子。這位“最牛工商局長”肯定需要調集局長的資源——或權力，或人脈，或影響力。這位“最牛工商局長”可能還有自己的小算盤，要保住“烏紗”，得解決麻煩：鬧大了會損害自身形象，影響仕途升遷，乃至暗藏的其他事情等。

從這些角度看，“最牛工商局長”與報社已經不再是面包店與報社之間私人利益的糾葛，而是公權力的使用者，利用手中權力壓制輿論和批評，是濫用權力。之所以對媒體監督懷有排斥心理和抵觸情緒，他們主要是擔心媒體監督使之原形畢露，更多者，認為自己與媒體屬“主仆關系”，從來都是“喉舌”由我支配、供我驅使，豈有我主動接受媒體監督，甚至向媒體“交代問題”之理？

《人民日報》近日刊文指出，政府部門必須具備必要的媒介素養，不能只知打壓甚至封堵輿論。無論是“記者黑名單”的炮制者，還是“最牛工商局長”自身不可能分管媒體，他們盡管性質不同，但無疑都是遏制或是打壓、封堵媒體的力量。“媒介素養”體現執政水平。介入遲緩或干預不當，不僅可能“小事鬧大，大事鬧炸”，而且會消解改革發展共識，損耗政府“無形資產”。

我國是法治國家，無論哪一級政府部門都有義務接受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也只有在這種監督之下，政府和官員才能保證行政權力的公平公正，政府也才能更具有公信力。而像那種“被行政審批”的新聞監督無疑是一種被“恩賜”的“監督”，這樣的“新聞監督”不僅毫無意義，更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浪費甚至糟蹋。（作者李玉成系大眾科技報社總編輯、陳璞系大眾科技報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