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加載中... □ 王積龍
揭露風險重在現在而非未來
環境新聞最核心的新聞價值在于揭示環境風險，著眼點主要是在將來。然而，曾榮獲2007年普利策新聞獎的美國《洛杉磯時報》記者肯·維斯說：“就我來看，太多的環境報道集中于未來的災難闡釋，或者對未來幾年將會發生災難的狀況分析。這樣的報道新聞價值會大打折扣。”①因此，環境新聞采訪的第一條技巧就是讓受眾能夠感受到現實的環境災難，哪怕記者把重點放在環境災難的未來趨勢上，仍然需要強調這些風險對當前生活的威脅。
魔方拼湊法。環境新聞屬于科學傳播，相對于社會新聞，環境的風險具有某種程度的隱秘性，不易被人察覺。從科學層面來說，多數科學家畢生致力于一兩個具體領域，但是很少有記者能夠耐心地通過采訪一些不同領域的科學家，然后把整個魔方拼湊起來。肯·維斯認為，單個的變化往往不易被人察覺，然而這些瑣碎信息都是極有價值的。如果把這些七巧板拼湊成一個魔方，這個新的立體魔方就會給人一種全新感覺，構成了現代人所畏懼的“威脅”，從而展示出風險。環境記者要擁有這樣的能力，需要花很多時間與科學家在一起，還要閱讀報刊，查閱與標記各類相關學術讀物。
縱向比較法。美國環境新聞學者弗洛姆曾經總結：“從一方面來看，環境問題中的某些損害在人類的眼中是緩慢的”，“如果環境記者花時間做一個歷史的審視，就會看到問題的全景”②。戈爾在其紀錄片《不可忽視的真相》里，為了展示全球變暖的風險，就運用了縱向比較的方法：36年前的乞力馬扎羅山到處冰雪覆蓋，今日只剩下山頂上一縷白雪；哥倫比亞美麗的大冰河1980年之前白色積雪一直延伸到山腳下，目前雪線已經升至山腰；1978年喜馬拉雅山冰川山口厚厚的積雪映襯在深藍的天空下，2004年同樣的山口只有裸露的銀灰色巖石，附近占全球4成的人口將會面臨嚴重的水危機。通過比較，風險已經不再只是指向未來，而是活脫脫的現實，就會對受眾產生警醒效果。
采訪重點是公共資源部門與受害者
環境污染、溫室氣體等一系列有害物源自現代工業，因此工業界人士不能作為采訪的主要目標。多數西方國家記者把采訪對象集中于公共資源部門或受害者，他們一個遠離利益，另一個最愿意訴說、也是最了解新聞線索的人。
美國資深的環境記者麥克爾·弗洛姆非常強調對公共資源系統的采訪。另外，他還強調要盡量采訪公共信息部門的官員，從那里尋求最新動態與答案，因為這些官員背后都有一大堆出色的專家在工作，而這些專家是記者沒有機會接觸到的。
美國《休斯頓紀事報》的環境記者迪納·卡培羅檢驗到空氣中存在大量污染之后，記下了休斯頓市附近84個化學工業裝置與煉油廠，并進一步檢測不同距離的空氣污染指數。2004年夏天里，卡培羅在四個區域里檢測了這些化工廠的31種化學物質在空氣中的含量，其中有18種化學物質是眾所周知對人體有害的。為了證實這種有害性，卡培羅又采訪了當地受害人。“我們一家一家地敲門找人，這確實不容易，當地很多人都在化工廠干活，所以有（利益上的）聯系”“我后來又聯系市民俱樂部主席、當地委員會成員，向他們尋求幫助”“當地一位律師向我們透露的消息顯示，當地公司與麻煩制造者和投訴者有關，是他們想讓當地人搬走”③。這個消息在《休斯頓紀事報》2005年1月16日至25日系列刊載，由于采訪時證據確鑿，立即取得反響：休斯頓市長比爾·懷特立即指示調查此事，把違法者繩之以法。
當然，對受害者的話進行驗證與考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說話主觀性很強。記者不能簡單地用“他說”“他們說”等表述了事，需要對一些重要的事實進行調查與驗證。
采訪環境科學家能保證報道的準確性
美國環境記者道絡斯·妮爾金在著作《售賣科學》里指出：很多科學家譴責媒體對報道的環境新聞不負責任，批評環境報道中的科學質量不高，甚至與真正的科學事實背道而馳；這些環境科學家認為，這些不負責任的、缺乏常識的環境報道，結果導致公眾對科學與技術產生了負面的、甚至幼稚的錯誤態度④。
美國的環境記者威廉姆·布絡斯在1980年4月發表的《科學遇見媒體》一文中說：“科學家認為，不管他們告訴記者什么，結果媒體出來以后都注定會出錯；事實上，多數普通記者穿街而過的時候，他們都避免與任何專家邂逅，因為他們認為科學家們是一群沒有人情味、不善交談、沒有智慧的人；他們總是喜歡用方程與對數來反對記者，就像運動員于很另類的規則下在賽場上競技一樣”⑤。這兩位專家提到的問題與分析的現象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都是相當普遍的，結果會造成環境新聞報道要么缺乏科學性，要么誤導公眾。如何解決，關鍵在于采訪階段需要科學家的加入。
然而，目前的困難在于：一方面，記者往往是社會活動家，對于一些非常專業的領域，特別是自然科學的領域，往往與之保持著一種非常脆弱的關系。更進一步說，記者的報道計劃一旦得到編輯的批準，就必須在盡早的時間內完成，記者這時為了盡快出版報道，進而使得環境新聞在內容上變得簡單化與平面化。
另一方面，全球有5萬種雜志，每年出版100萬篇科學論文，不幸的是，很少有普通人能讀懂，或者根本就不讀⑥。因此，環境科學領域的科學家也需要借助媒體、特別是新聞報道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傳播給普通大眾。因此雖然存在著多種困難，雙方都有相互合作的必要。很多科學家對媒體缺乏熱情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收獲與媒體光率沒什么關系，而是與實驗室有關。因此，業內人士建議環境記者應該著眼長遠，在記者感興趣的某些領域里選擇幾個科學家，向其說明接受媒體采訪對他們研究的好處。
環境倫理觀中的新聞因素采訪
環境倫理觀念是以生態中心主義為基礎的一系列理論構成，也隨著生態科學的發展逐漸成熟。人類中心主義在人類文化史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千年的歷史，已經根深蒂固。生態中心主義隨著全球環境危機的日益緊迫而成熟，從而形成了在思想、文化、政治、經濟乃至歷史領域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全面挑戰。環境新聞記者可以用環境中心主義理念對歷史進行重新審視，發現新的新聞要素，從而改寫歷史，制作出新的新聞報道。當然這是一種特殊的新聞采訪活動，主要依賴環境倫理與歷史資料的考察，而不是更多的實地采訪。
2007年11月，路透社記者的報道《歷史顯示氣候變化導致饑荒與戰爭》，其新聞元素就是這樣來的。之前，中國(主要是香港地區)、美國和英國的科學家在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上撰寫全球變暖對人類歷史影響的文章。路透社記者就對這個研究小組的科學家(包括香港大學地理系的章典博士)進行采訪，發現1400年至1900年這段時間是地球的“小冰河時代”。這段時期全球氣溫最低的三個年份點大約是在1450年、1650年與1820年左右，期間氣溫上升略有穿插。后來記者在報道中寫道：1450年正值宋末元初時期，氣候涼爽期使得廣漠的蒙古高原難以實現冷熱氣體的對流，降雨量急劇減少，從而促使高原部落被迫南遷，被迫為生存而戰。
資料進一步表明，1650年正值清軍入關前后，因為同樣的涼爽氣候導致了關外東北地區的干旱，從而導致清軍大舉南下⑦。這種理論就是生態倫理學中查爾斯·埃爾頓提出的生態系統生產、分配、消費系統，即“消費群落”與“食物鏈”的生態中心主義。這篇報道不僅改寫歷史，而且會使人們對當前的氣候變化與可能產生的后果起到驚覺作用。記者采訪時不僅要訪問專家，更重要的是對環境倫理的學習與歷史資料的考察與梳理。
歷史資料與環境倫理思想的結合不僅具有改寫歷史、發出預警等功能，有時還能夠解決當前的政治、經濟乃至宗教方面的糾紛。當然，這需要記者的慧眼。
【參考文獻】
①Mike Dunne, “Award Winner: Focus On Eco Damage Being Done Now”, , SEJournal, Summer 2007, P.19.
②Michael Frome,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98, PP.94-95.
③Mike Dunne, “In Harm’s Way Details Houston’s Air-pollution Problem”, SEJournal, Spring 2005.
④Dorothy Nelkin, Selling Science: How the Press. Cov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Freeman,. 1987, p.72.
⑤William Burrows, "Science Meets the Press: Bad Chemistry", Sciences, 1980 (April).
⑥Krism M. Wilson, “Bridging the Gap to Science”, SEJournal, Summer 1997, PP.16--17.
⑦“History Shows Climate Changes Led to Famine and War”, from Reuters, Hong Kong, Washingtonpost.com, November 22, 2007.
??? 來源：《中國記者》雜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