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問：“刺兒頭”記者都到哪里去了？

當記者成為打擊報復的對象，便不得不悲壯地背離他們的職業操守

毋庸置疑，每一個加入記者行列的人，都渴望自己能夠成為名編輯、名記者，能夠憑著自己的努力去引領社會潮流，能夠為了維護社會正義和公眾利益做好工作。然而，“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 “你是哪個單位的？” “哪個讓你直播的？你把名字、電話給我！”這些政府官員們對記者咄咄逼人的質問，多少透露出了社會主流意識對記者履行職責行使采訪權的一種“傲慢與偏見”。除了這些“雷語”，一些官員與政府機構的針對記者的“雷行”也毫不遜色：2008年，遼寧西豐警察進京抓捕《法人》雜志記者朱文娜；2010年，浙江遂昌縣公安局網上通緝《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個別地方政府官員不惜動用公權力對記者進行“報復性執法”。當我們記者不畏權勢，努力去探尋真相、伸張正義時，遇到這樣雷人、雷語、雷行，真是情何以堪？

記者為了捍衛公眾知情權，守護社會公平與正義，肯定要觸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成為權力與資本聯盟打擊報復的對象。只有在權力得到有效制約，權利得到有效保障之下，記者們才能安心盡力地立于“船頭”。

當記者社會地位下降時，自我認同感也開始慢慢降低

當賺錢多少成為評價社會地位的指標之一，當媒體產業化，記者成為新聞生產流水線上一名機械性的操作工，媒體的社會監督功能便相應減弱，記者在人們心目中的權威與地位便會相應降低，記者的使命感與職業信念便進一步失落（參見胡沈明《記者社會地位變異與新聞教育變革》， 載《傳媒觀察》2011年第5期）。當然，對于傳媒人而言，影響最大也最為直接的，還是猶如山呼海嘯般洶涌而至的新媒體時代的到來。進入新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人人都可以參與新聞傳播活動，記者頭頂上那本來已所剩無幾的的耀眼光環，一下子便黯淡了下來。記者社會地位下降的同時，自我認同感也開始慢慢降低，那曾經苦苦堅守的新聞理想，便會出現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破滅與缺失。

當然，除了以上幾種原因，記者新聞理想的放棄，還源于時下傳媒單位“四不像”的體制，源于單位的用人、管理機制，源于管理者的管理理念與管理水平以及工作作風等諸多問題。另外，比如懷才不遇，“廟小和尚大”等等，也是因人而異，不一而足。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曾對媒體記者說過，前些年，在舉行新聞發布會時，經常有新聞發言人怕被一些“刺兒頭”記者“刁難”，總是希望“不被提問”“不要追問”。可今天，新聞發言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記者提問水平一般。”（2010年1月10日《北京晚報》蘇文洋文）那些“刺兒頭”記者都到哪里去了？范長江說：“一個記者，如果能為一個偉大的理想而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處于社會轉型期的記者，該如何去恪守職業信仰與職業操守，如何去扮演好時代角色擔當起歷史責任，是隨波逐流還是挺立潮頭，這既是每個人都不得不做出決斷的職業命題，也是我們的社會所面臨的歷史性命題。 （作者單位：江蘇南通電視臺）

來源： 《新聞實踐》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