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加載中... □李鴻建
當記者成為一種消耗青春透支健康的職業，新聞理想便深埋于心底了。
“如果他不那么敬業，不愛思考，他的工作崗位很好啊，就悠閑地做嘛，也不至于得抑郁癥?！闭f這話的是央視前臺長楊偉光，“他”指的是央視名嘴崔永元。整天消遣別人，也被別人消遣著的“小崔”，竟然就因為每周一檔的《實話實說》而得了抑郁癥，你由此可以掂量出一個盡心盡職的傳媒人背后的壓力有多大！
可以說，激烈的市場競爭，超乎想象的工作強度與壓力，已讓今天的傳媒人苦不堪言。有雜志調查顯示，記者是睡得最晚，最缺覺的一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短、頻、快”，浮躁、功利，永動機式的工作模式，已使得記者的“職業壽命”越來越短（最短的如都市報記者甚至只有3年），也讓記者這一行業位居十大健康透支行業的第四位。
除了工作壓力，不少記者還面臨著另一種壓力：生存的壓力。隨著媒體體制的改革，許多漂泊四方的“打工記者”，進不了編制的臨聘人員，他們的收入比“體制內”的少了一大截，有的甚至連“三險一金”都難以得到保障，連基本工資都沒有，只能掙一分“工分”拿一份錢。即便是在編人員，如果效益不好，那收入也很一般，養家糊口，養房養車，也很是不易。因此，當大家被發稿量、發行量、收視率、點擊率壓得喘不過氣來時，當一個個為了多掙點“計件工資”而忙得腳不著地無暇四顧之時，又還能以怎樣的心情和視角去關注社會？舉個簡單例子吧，為揭開陳餡月餅、染色饅頭、“瘦肉精”等事件的真相，央視記者可以冒著拍不到、拍到了也出不了新聞的風險，跟蹤拍攝數月甚至一年有余?？勺鳛橐晃幻刻鞉曛肮し帧钡摹按蚬び浾摺?，這種費時、費力難見成效的報道，你會去做嗎？你會有時間去做嗎？恐怕你還沒拍幾次，就因為出“工”出不了“貨”，工作量不足而給末位淘汰掉了。
當記者成為拜金主義者，眼中除了“孔方兄”，便不會再有什么理想抱負了
廣西百色某房地產公司售樓部前，曾經豎起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假記者與狗不得入內”九個足以刺激人眼球與神經的大字。公司領導說，他們這樣做是想借侮辱假記者來指桑罵槐，發泄一下對那些真的黑心記者的憤恨與不滿。因為他們不止一次遇到過真記者赤裸裸的敲詐勒索，也不止一次有人揚言要找記者來搞垮他們。從北京某報記者孫某，到某報四川記者站副站長汪某，再到某報廣西記者站副站長李某……一些記者徹底喪失了對職業的敬畏與職業精神的追求，拜倒在“孔方兄”面前。 當記者淪為“紅包記者”、“索賄記者”，還談什么職責與操守？
再有，近年來隨著媒體間競爭的加劇和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一些媒體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獻媚商家，追求最大化利潤成為一些媒體首要的運行目標。現在，你打開電視，哪部電視劇不是被惱人的廣告截成了幾段！包括直播在內，哪幾個節目中間沒有插播廣告？所以有人調侃說，現在中國只剩下一家電視臺——“廣告臺”了。內容為廣告服務，雖然到目前為止還不曾有人公開喊出這樣的口號，但事實上不少媒體就是這樣做的。那些準備投放廣告的大企業、大客戶，總是成為媒體爭搶的“衣食父母”。而一些黑心商家，則是瞄準了媒體的權威與軟肋，不惜以重金引誘，讓媒體充當自己產品的“吹鼓手”。一切為了廣告，一切依賴廣告，在商業利益面前，有的媒體方向迷失，所謂的新聞專業主義，也只能成為一種書齋式理想了。
當記者成為打擊報復的對象，便不得不悲壯地背離他們的職業操守
毋庸置疑，每一個加入記者行列的人，都渴望自己能夠成為名編輯、名記者，能夠憑著自己的努力去引領社會潮流，能夠為了維護社會正義和公眾利益做好工作。然而，“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 “你是哪個單位的？” “哪個讓你直播的？你把名字、電話給我！”這些政府官員們對記者咄咄逼人的質問，多少透露出了社會主流意識對記者履行職責行使采訪權的一種“傲慢與偏見”。除了這些“雷語”，一些官員與政府機構的針對記者的“雷行”也毫不遜色：2008年，遼寧西豐警察進京抓捕《法人》雜志記者朱文娜；2010年，浙江遂昌縣公安局網上通緝《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個別地方政府官員不惜動用公權力對記者進行“報復性執法”。當我們記者不畏權勢，努力去探尋真相、伸張正義時，遇到這樣雷人、雷語、雷行，真是情何以堪？
記者為了捍衛公眾知情權，守護社會公平與正義，肯定要觸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成為權力與資本聯盟打擊報復的對象。只有在權力得到有效制約，權利得到有效保障之下，記者們才能安心盡力地立于“船頭”。
當記者社會地位下降時，自我認同感也開始慢慢降低
當賺錢多少成為評價社會地位的指標之一，當媒體產業化，記者成為新聞生產流水線上一名機械性的操作工，媒體的社會監督功能便相應減弱，記者在人們心目中的權威與地位便會相應降低，記者的使命感與職業信念便進一步失落（參見胡沈明《記者社會地位變異與新聞教育變革》， 載《傳媒觀察》2011年第5期）。當然，對于傳媒人而言，影響最大也最為直接的，還是猶如山呼海嘯般洶涌而至的新媒體時代的到來。進入新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人人都可以參與新聞傳播活動，記者頭頂上那本來已所剩無幾的的耀眼光環，一下子便黯淡了下來。記者社會地位下降的同時，自我認同感也開始慢慢降低，那曾經苦苦堅守的新聞理想，便會出現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破滅與缺失。
當然，除了以上幾種原因，記者新聞理想的放棄，還源于時下傳媒單位“四不像”的體制，源于單位的用人、管理機制，源于管理者的管理理念與管理水平以及工作作風等諸多問題。另外，比如懷才不遇，“廟小和尚大”等等，也是因人而異，不一而足。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曾對媒體記者說過，前些年，在舉行新聞發布會時，經常有新聞發言人怕被一些“刺兒頭”記者“刁難”，總是希望“不被提問”“不要追問”。可今天，新聞發言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記者提問水平一般?！保?010年1月10日《北京晚報》蘇文洋文）那些“刺兒頭”記者都到哪里去了？范長江說：“一個記者，如果能為一個偉大的理想而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處于社會轉型期的記者，該如何去恪守職業信仰與職業操守，如何去扮演好時代角色擔當起歷史責任，是隨波逐流還是挺立潮頭，這既是每個人都不得不做出決斷的職業命題，也是我們的社會所面臨的歷史性命題。 （作者單位：江蘇南通電視臺）
來源： 《新聞實踐》雜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