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可讀、可鑒、可存——評《山西期刊史》

史、論、評交織——史論結合，匠心獨運

《山西期刊史》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有關山西期刊翔實、詳盡的史料。以“文化大革命”為界，前期根據資料選擇有代表性的期刊進行記述，關鍵在于理清脈絡，后期尤其是1990年后則是有刊必錄，關鍵在保存史料。書中各個時期不僅列出大量刊物，還對刊物的基本信息如創(chuàng)刊時間、創(chuàng)辦人、刊登內容、辦刊宗旨等進行介紹和探討。除此之外，幾乎每一章之后都有附錄，刊登相關期刊的發(fā)刊詞、文章，某一時期的期刊統(tǒng)計表格、調查報告等。全書之后又有總附錄，刊登大事記、獲獎情況、不同階段的期刊數據統(tǒng)計等，為讀者、研究者提供了豐富而準確的資料。

史料的收集、梳理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提煉出理論，沒有理論的思考，史料依然是時間倉庫中的儲物，無法發(fā)揮它真正的作用。《山西期刊史》緒論中也提到“歷史的記錄不能單純記錄史料，還應當探求和總結某些規(guī)律。”因而，它的編纂就抱著“給研究者以參考，給后來者以借鑒”這樣一種目的。在書中，我們也能在多處看到這種嘗試和努力。較明顯的就是對山西5次期刊出版高潮的總結。1906年，山西留日學生的辦刊活動引發(fā)了第一次出版高潮；1938年，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推動了第二次出版高潮的形成；1959年，“雙百”方針的貫徹實施和“大躍進”運動引發(fā)了第三次出版高潮；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則帶來了第四次出版高潮；而20世紀末21世紀初，社會發(fā)展與科技進步又促成了第五次出版高潮。這不僅僅是理清一條思路，更重要的是揭示出期刊出版與社會發(fā)展之間存在的某種關系和規(guī)律。除此之外，對于報和刊的區(qū)分，對于報紙副刊的論述，對于文學期刊在新時期突圍策略的思考，對于學術期刊作用的總結以及與理論期刊不同之處的劃分等等，都體現出編者試圖從史料中提煉出理論的苦心。

史論結合是《山西期刊史》的一大亮點，但與此同時，它的編寫還體現出另一大亮點，那就是對所述期刊的評論，通過對具體刊物的思考進行評論，表明觀點，也留給后人一個借鑒。雖然體現之處不多，但不能不說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山西期刊史》對受挫時期所辦的刊物給予了客觀、公正的評價。比如，對“大躍進”時期的行業(yè)期刊《新聞戰(zhàn)士》的評價：“雖然當時刊物內容不可避免地有‘左’傾問題，但總體上應該說它還是辦得比較成功的。”該書對取得成功的刊物進行理性思考。如對社會轉型時期的“奇跡”《童話大王》的思考：“《童話大王》的成功，似乎有其偶然性，它的模式也難以復制，但是綜觀它走過的道路，在對人才成長規(guī)律、大眾傳播規(guī)律以及市場運作規(guī)律的認識、把握和運用上，在沖破傳統(tǒng)思維與固有體制，積極創(chuàng)新和科學發(fā)展上，都可以給人們很多值得深思的東西。”

對于辦刊上的失誤，《山西期刊史》的編者們也在全面考察后給予適當的批評。比如，以作品賞析為內容的《名作欣賞》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國刮起鑒賞辭典出版熱時卻錯失時機，書中這樣評價：“如果在這一現象露頭時，《名作欣賞》利用其已有的品牌無形資產、作者及資訊資源以及身在出版社的先天優(yōu)勢搶占這一陣地，那將不僅會擴大刊物的影響，而且會直接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名作欣賞》未能這樣做，僅是‘守土’而未能‘拓疆’，從出版經濟的角度看，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這一評價也體現了編者客觀、求實的編寫態(tài)度。史、論、評相結合的編寫手法，不僅豐富了書籍內容，增強可讀性，對于書本身的價值也是一大提升。《山西期刊史》的編者們能夠意識到并自覺運用這種方法，體現出他們的匠心獨運和良苦用心。

書中值得稱贊的地方還有不少，如果從不足方面挑剔的話，也有一些可以改進的方面。比如，雖然編者試圖總結出規(guī)律，但還停留在比較大的層面上，沒有與山西期刊的發(fā)展完美結合。如果能對山西期刊自身發(fā)展的規(guī)律如文體演變、市場競爭等作一系統(tǒng)梳理，其理論性、針對性將更強。

總之，這樣一部可信、可讀、可鑒、可存的地方期刊史的完成著實令人欣慰。一部期刊史其實也是在填補文化發(fā)展史中的一隅空白。不管是在期刊地域研究上，還是在文化史的多維建設上，《山西期刊史》都有很多創(chuàng)新，功不可沒。

作者單位 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來源： 《傳媒》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