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輿論監督的法文化思考

輿論監督窘境的法文化反思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的民主、法制意識大大增強，民意表達愈來愈主動和強烈，社會輿情日益復雜，公眾的自我維權意識、法律意識也大為提高。在上述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近十幾年來新聞媒體與司法的關系日益交織，呈現出多元復雜的狀況。概括起來，表現在三大方面：一是新聞媒體因侵犯公民個人或機構（包括政府機關與工作人員）的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等的案件有所增長；二是新聞媒體在司法審判相關報道中，與法院、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等司法機關的糾紛不斷增加；三是新聞媒體在對待重大社會熱點事件特別是重大刑事案件、爭議性案件的審理過程及其社會反響等報道中，如何把握尺度，如何對社會輿情予以合理引導，避免過度炒作激化社會矛盾，越來越成為突出的問題。

按理說，我國的新聞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與重要輿論陣地，其宣傳報道的宗旨是為黨和人民服務的，更應當受到行政和司法的保護，但具體到地方，現實卻并非完全如此。比如，某些地方行政部門常常阻撓、干涉新聞媒體采訪報道乃至侵犯記者的人身權，如2008年１月就曾發生東北某縣警方到《法制日報》所屬單位抓記者的事件，原因是該記者寫了一篇批評該縣主要負責人的報道，被認為有誹謗罪嫌疑。另外，有個別新聞媒體以維護社會正義的名義報道正在審理的案件，有時濫用輿論監督權。

美國著名傳播學者韋爾伯·施拉姆在《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一書中指出：“如同國家發展的其他方面一樣，大眾傳播媒介發展只有在適當的法律和制度范圍內才會最合理、最有秩序地進行。”因此，應明確公民的言論自由與媒體新聞報道權、輿論監督權之間的法理邏輯，公民侵犯媒體獨立報道的權利，實際上就是侵犯自身的權利；而保障新聞媒體獨立的報道權和輿論監督權，就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政權和監督權；而對新聞媒體來說，輿論監督權的行使，亦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有媒體人從法律文化傳統的視角分析認為，傳統的法律文化既與我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為長者諱”、“家丑不可外揚”的倫理心態有關，又與我國歷朝歷代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高度重合的傳統相關。對媒體的輕視甚至蔑視，表面上源于行政權可以管制媒體，深層上反映的是對民意、民情的合理傳播渠道缺乏法律精神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