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加載中... 【摘要】數字鴻溝不僅在每個國家中存在，而且存在于國家之間和民族之間。如何縮小和填平數字鴻溝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課題。互聯網誕生后，被寄予希望成為填平數字鴻溝的有力工具。但事實是互聯網使得原有的“舊溝”未平，又出現“新溝”。手機媒體具有可移動、方便攜帶的特點。使用手機不需要高深的技術，是落后地區和貧窮民族追趕現代社會的希望。
【關鍵詞】數字鴻溝;手機;信息社會
從全世界的范圍來看，在貧困人口中少數民族貧困人口占比例較高往往成為各個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即使在發達的美國，統計數據也表明了同樣的狀況。2006年美國低于5000美元的黑人赤貧家庭占黑人家庭總數的6.6%，拉丁裔赤貧家庭占拉丁裔總數的3.5%，這比同等程度的白人赤貧家庭占白人家庭總數的2.5%分別高出4.1個百分點和1個百分點。而在另一個方面，2006年，20.2%的白人家庭收入達10萬美元以上，而只有9.1%的黑人家庭和10.5%的拉丁裔美國人家庭屬于這樣的家庭。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的因紐特人是美國的土著民族，總計人口約有450萬人，但這兩個民族卻有1/4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在澳大利亞2100萬人口中，土著居民有約45萬，他們是澳大利亞最貧困的群體。在全部人口中，土著居民文盲、失業和犯罪的比例都最高，且自殺率也高居各族群之首。
中國是多民族國家，除漢族外，有近1億少數民族人口，在中國，少數民族貧困人口占貧困人口總數的比例也較高。在不同時期，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人口(包括生活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漢族貧困人口)都占到全國貧困人口總數的一半左右。2007年，中國民族自治地方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發生率為6.4%，比全國絕對貧困人口發生率1.6%高出4.8個百分點。民族自治地區絕對貧困人口(774萬人)占全國絕對貧困人口(1479萬人)的比重為52.3%;民族自治地區的農村低收入人口1841萬人，占全國低收入人口(2841萬人)的比重為52.1%。[1]
探究少數民族地區貧困人口形成的原因，是由其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因素使然。首先，這些貧困人口多集中在新疆南疆沙漠邊緣、青藏高寒牧區、寧夏的寧南山區、武陵山區、云南廣西貴州的石山區、深山區等，這些地方要么山高溝深，要么處于干旱荒漠地帶，要么處于高寒牧區，自然條件惡劣，土地貧瘠，不利于開展農業和畜牧業活動。其次，從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來看，生活在廣西、云南、貴州、四川西部、西藏等地的少數民族的貧困人口，其經濟、教育、衛生條件極為落后，現代社會所應具有的基礎設施是一片空白，交通不便也造成了這些地區與現代社會基本處于隔絕狀態。
在如今很多中國大眾媒體的篇章中，信息社會、網絡社會、全球化和與世界接軌成為頻頻閃現、炙手可熱的字眼，在大家熱談新經濟、信息高速公路、網上購物、網上金融的時候，地處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貧困人口很難得到人們投射的目光，這個群體似乎已成為“被遺忘的、永遠沉默的角落”。由于信息新技術所帶來的鴻溝不僅存在于廣泛的社會現實中，更存在于人們的感知和意識中。
“要想富，先修路。”“路”對于脫離貧困的意義不僅在于它是交通運輸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它還是最基本的信息傳播方式。專家學者的研究和世界各國的實踐也都表明，架起信息交流之“路”，是消除貧困，增進社會融合，將偏遠地區的人們拉入現代社會發展洪流的首要工作。在互聯網誕生之后，很多學者都將它作為縮小貧富差距，落后地區和國家追趕先進發達國家的一個最重要的工具。但有事實表明，對于貧窮國家和地區的人們而言，填平數字鴻溝，融入現代信息社會的起始路徑可能是手機而不是互聯網。在這方面，《The Economist》(《經濟學家》)上的一篇文章《The real digital divide》(《真正的數字鴻溝》)對我們有些啟示和借鑒意義。這篇文章談到了手機對于貧窮國家和地區人們的巨大作用，也由此可以反襯出目前我們對于手機這個新媒體的傳播特征、發展、趨勢、產業潛力、盈利模式等非常熱鬧的研究中似乎還缺少點什么。
《The real digital divide》的源起跟蹤了聯合國所發起的一個“數字融合基金”項目運作情況。這個“數字融合基金”的宗旨在于改變在全球范圍內的信息和傳播技術資源占有不均等的情況，使那些較為隔絕和孤立的國家和地區融入信息時代。和之前的很多學者一樣，這個項目的組織者原來認為只要把貧窮的國家拉進互聯網就可以幫助他們更快地富裕起來，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中卻發現要想達到這樣的目標卻近乎神話。原因非常簡單，數字鴻溝的出現并不在于技術本身，而是有著更深層次的經濟原因。在那些貧窮的國家，很少有人擁有電腦，更不要說接觸互聯網了，因為他們太窮了。更為糟糕的是，即使你能揮舞魔棒，給每一個家庭都裝上一臺電腦，情況也不會有多大改變。如果很多人都沒有食物，房間沒有電，而且大多數還是文盲，不會閱讀，電腦又有什么用呢?對于很多窮人來說，“虛擬化生存”太過奢侈，遙不可及，現實生存才更為迫切，他們要為更多非常實際的事情而奔波，例如食物、健康醫療，還有社會保障，等等。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去運作這筆“數字融合基金”就成為在每次會議中熱烈討論的內容。過分強調發展中國家在數字技術使用方面非常落后的形勢顯然不妥當，而在偏僻、落后的農村建設電腦網絡，其好處也并不明確——這些做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對填補數字鴻溝的實際幫助不大。要更好地利用技術推動真正的發展，而不僅僅是囿于技術本身，沿著這樣的方向去考慮，問題的答案自然會浮出水面：應該推廣的是手機，而不是電腦和互聯網。
手機最妙的地方在于，它對于持續性電力的要求不高，即使是不會閱讀、不會寫字的文盲也能使用。在孟加拉國的農村，手機的租用非常普遍。農民和漁夫用手機聯系不同地區的市場為自己的產品尋找最高的價格，小商販們用手機尋找貨源。在贊比亞和其他一些非洲國家，手機成為支付手段。在贊比亞的首都盧薩卡，一整車可口可樂的價值是1000萬克瓦查(贊比亞的貨幣)，約合2000美元。這筆錢是當地人年收入的10倍，全部現金要是拿在手里會非常麻煩，也容易招來小偷，所以可口可樂告訴它在贊比亞的300個經銷商不要用現金支付，而是通過手機，整個過程只需要30秒鐘，由運貨的司機出示發票，還有遠程電腦記錄整個交易的過程。除了可口可樂公司以外，一些小干洗店也允許顧客用手機來支付賬單。贊比亞的加油站、很多大商店，甚至還有飯店也采取同樣的做法。
在非洲的一些國家，人們甚至還創造了一些發達國家的人們想象不到的利用手機的方式。例如一個村子里的村民通過小額信用貸款買了一部手機，其他人則用按分鐘計價的方法來租用，這樣手機的主人就能獲得并不太多的利潤，他用這筆錢來償還貸款和維持生計。當來電話的時候，手機的主人就把手機帶到被呼叫的人面前，讓他接電話。有的通信公司還設立了翻譯短信的職位，專門為那些不識字的顧客服務。這項服務非常受歡迎，因為短信比語音通話要便宜很多。[2]
很多情況表明，手機給貧窮國家帶來了可觀的效益：它可以減少旅行的次數從而降低交通的成本，它還可以擴大商貿的范圍，這些對于那些尋找工作機會的人來說特別重要。在這些國家，其他的溝通方式例如公路、郵局或者固定電話都不發達，或者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在很多地方，移動電話是被最先使用的通信網絡，固定電話的數量反而是非常少的。通過一些統計數字就能看出貧窮國家和地區對于手機的強烈需求。在一些非洲國家，手機用戶的增長每年超過150%，在2001年，每100個人中還只有3部手機，而現在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8部手機。這也反映出這些國家經濟的增長，畢竟人們有了錢以后，才會在電話上投入更多。
《The Economist》上的這篇文章為我們在解決偏遠貧困地區少數民族人口的脫貧問題上有很多啟發。
首先，就如同數字鴻溝的根源在于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平衡一樣，要想改變數字鴻溝，不解決“經濟”上的問題，不從收入上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只改變“數字”或者是媒介的狀況，只能是一句空談。貧困地區的人們是渴望信息的，但他們首先渴求的是包含有經濟價值的信息，或者說是能解決他們實際生活困難的信息。對于他們來說，“信息就是財富”這句話是非常具體的，即信息能夠為他們增加收入。
其次，許多學者都認為縮小整個社會的數字鴻溝無非是要在兩個方面采取對策：一是在硬件方面，必須對不發達地區或低收入階層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例如，對一定收入以下的家庭或地區實行價格優惠，以推進硬件在全社會的普及程度。但是，僅有硬件的普及還不夠，因為新媒介的使用伴隨著一定的知識和技能。二是在軟件方面，必須提高全體社會成員的“媒介使用能力”。[3]以前我們的思維定式是認為這兩個方面都是針對互聯網的。而實際上，從媒介選擇的角度來說，手機比互聯網更具有價格上的優勢和接觸門檻低的特點。窮人使用手機比使用互聯網成本要低得多，而且只要具有聽說的能力，不用過多的學習就能掌握。這些都使得手機能給在貧困中掙扎的人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真正的數字鴻溝》中提到，英國商業學院研究人員Leonard Waverman和他的同事提供了大量的分析材料表明手機用戶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他們參照的一個模式就是在前手機時代，也就是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間，固定電話的通信方式在發達國家的普及所能帶動的國民經濟的增長。新的調查統計證明了同樣的結論，手機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在發展中國家的每100人中，當手機的使用數量每超過10部就能帶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這種影響兩倍于發達國家。因此有統計說，貧窮國家中的人在收入中用于通信的比重要高于富裕國家中的人也就沒什么可奇怪的了。盡管在貧窮國家每100人中所擁有手機的數量比發達國家要低得多，但是兩者卻有著不同的意義。
中國是一個手機大國，當我們有大量的文章在談論拇指經濟、手機游戲、手機電影、手機閱讀、手機上網等這些用手機來滿足城市人口追求娛樂、追逐時尚的需求時，不要忘了手機對于那些偏遠山區、極度貧困地區的人來說，滿足的是他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研究他們使用手機的方式、特點、習慣，然后對他們的需求加以滿足，保證他們使用手機的質量，不僅有經濟意義，而且更有人文意義。
從信息技術發展的趨勢來看，通過數字技術，各種電子媒體已經開始實現無縫連接。電視臺、電臺、電子報紙和手機通信都可以在互聯網的平臺上會合交融。可以預見的未來，手機將越來越演化為人們的掌上微型“上網本”。手中持有一部手機，就意味著站在了整個信息社會的入口處，輕輕觸動按鈕，整個世界將從此開啟。
可能在以后，數字鴻溝會有新的意義，它指的是可以接觸到移動信號的區域與那些沒有移動信號的區域之間的差距，不過好在這種差距在迅速縮小。來自世界銀行的說法是世界70%的人口已經生活在移動通信服務的網絡中。截至2009年底，中國移動也對外宣布，全國70%以上的城市實現了TD-SCDMA網絡覆蓋，東部城市達到100%覆蓋。此外，我國99.1%的鄉鎮和92%的行政村接通了互聯網，95.6%的鄉鎮接通了寬帶①，3G網絡已基本覆蓋全國。對于落后地區的人們來說，這些數據是一個好消息，因為手機是他們追趕現代社會的一個希望。(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注 釋：
①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www.cnnic.com.
參考文獻：
[1]王平.消除貧困與少數民族地區人權保障.和諧發展與人權.第二屆北京人權論壇.2009-11-02~2009-11-03.
[2]The real digital divide.The Economist.MARTH 12 TN-18TN 2005.
[3]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56-15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