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突發性公共事件中的公益性出版傳播研究

三、突發性公共事件中的公益出版

在突發公共事件中，如何滿足公民最大限度的知情權，如何在第一時間給公民提供災難逃生和震后自救的相關信息，公益性出版作為一種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文化事業職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本文筆者截取了2008年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樹地震兩個時間節點，這一時期我國公益性出版在傳播地震災后重建信息，分析文學紀實類、災難知識類和心里輔導類等公益性出版物出版情況。

汶川地震期間，我國出版界和各級出版人在抗震救災行動中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和心血，一大批公益性出版物紛紛出版。其中，人民文學出版社《有愛相伴—致2008汶川》、新華出版社《中國汶川抗震救災紀實》、上海文藝出版社《與汶川人民同在》、上海大學出版社《生死不離—汶川抗震救災紀實》、四川文藝出版社《我們在一起—四川汶川大地震紀實》等文學紀實類作品紛紛運往災區，給災區人民帶來了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出版社的抗爭紀實書籍大多是免費運往災區，其余都進行義賣活動，并將這部分收益捐贈給災區人民。如何進行災后的救助?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了《抗震救災自助手冊》并將首印2萬冊全部捐獻給災區，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地震災害自救互救防疫》，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地震災區衛生防病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抗震減災急救手冊》，地震出版社出版了《地震來了怎么辦》，這些圖書在第一時間送往災區，同時也給普通社會公眾上了一堂生動的防災救災課。在心理輔導方面，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災后心理援助100問》，三聯書店出版《心理救援》，天地出版社出版《震后兒童心理救助手冊》等[4]。毋庸置疑，這一大批公益性出版物的出版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影響，短時間內集中大批優質的出版資源，對于災區群眾的地震救助和心理輔導工作起到積極作用。

青海玉樹地震期間，由于玉樹地區的藏族同胞所占比例很大，這些藏族群眾講康巴方言，所以民族出版社充分利用民族文字出版的行業優勢，積極響應新聞出版總署號召，迅速行動，盡全力為災區同胞提供智力支援，一批藏文版及藏漢對照版抗震救災出版物火速出版。地震當天，民族出版社立刻行動起來，緊急調撥藏文版《急癥與意外傷害救治問答》等4種藏文圖書，火速送往玉樹地震災區。地震和災后援助期間，民族出版社通過與人民軍醫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科普出版社等多家專業出版社合作，翻譯出版了一批科學、實用的藏漢對照版及藏文版抗震救災圖書，內容涉及避災防災知識、災后傳染病防治、震后心靈撫慰等多個方面。這其中，民族出版社與人民軍醫出版社合作，翻譯出版了藏漢對照版《災后傳染病防控須知》手冊，以幫助災區同胞抵御高原震后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疫病蔓延等情況。民族出版社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藏漢對照版圖書《玉樹——我們與你們在一起》。接力出版社為汶川地震中的少年兒童打造了一本心理疏導、心靈撫慰指導的高品質彩繪讀本《抱抱你抱抱我》[5]。

四、從突發公共事件看公益性出版的發展與困局

在重大突發性公共事件中，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各級出版機構發揮自身的職能需要，公益性出版在滿足廣大受眾的知情權，最大限度地發揮出版物信息傳播的功能等方面，往往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公益性出版產品成為出版顯性產品，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創造出巨大的社會效益。

近年來，我國為公益性出版的發展也創造出得天獨厚的條件，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通過設立各項出版基金，給予公益性出版資金上的支持，作為公益出版傳播的國家重大出版工程、少數民族出版“東風工程”、農家書屋工程等，在保障民眾的基本文化權益方面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在突發性公共事件中，這種以政府為主導的公益性出版發展模式往往體現出巨大的向心力，能夠在很短的時間里集聚大量的優質出版資源，發揮出巨大的傳播效益。但是，這畢竟不是公益性出版的一個常態模式，就長期而言，國家給予公益出版的資金投入仍然太少，投入渠道也過于狹窄;公益性出版主要集中于政府的組織行為，規模較小，導致公益性出版的傳播效果也較弱;當前，尚且沒有一部專門針對公益性出版的法律法規，雖然政府出臺了《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管理辦法》，但其在內容上對于公益性出版的鼓勵條款還尚不明確。

此外，公益性出版機構的運作模式也比較模糊，雖然新聞出版總署提出了對實行事業體制的公益性出版單位和轉企改制的經營性出版單位的改革目標和根本任務，明確規定了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藏學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四家出版機構為公益性出版機構，但是諸如民族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因為受眾面很狹窄，如果沒有國家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很難最大化地發揮公益性出版機構的傳播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