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合法性”與媒體建構

(三)建構一個有效的人道干涉結果

在前文已經過統計得到結果，在6月27日至10月21日，居前三的報道主題是卡扎菲的處境與出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過暴力與非暴力方式維護權利統治、反對派及其支持者的勝利，同時利比亞人民慶祝勝利、重建家園與之前兩個階段相比，也占據較大比例。同時，在這一階段，《衛報》以完全導向支持卡扎菲下臺的立場上。

因此，在經歷了一個軍事行動為主、其它途徑兼行的人道干涉之后，卡扎菲政府倒臺、利比亞人民慶祝勝利并重建家園、反對派及其支持者在與卡扎菲的軍事抗衡中取得勝利、國際輿論的支持尤其是5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于卡扎菲政府不具合法性的聲明，這些都指向一個干涉的結果——有效阻止并且終止了卡扎菲及其支持者對平民施與的的不合法、非人道行為。

對于這場干涉取得的正面效果，可以從《衛報》在卡扎菲死后的一篇報道中更為直接地看到：“But die he did. And after all the waiting, the killing and the tears, the wheel of history turned inexorably, and all who watched knew it would never turn back. The Arab spring had claimed another infamous scalp. The risky western intervention had worked. And Libya was liberated at last. ”（他真的死亡了。在所有的等待、殺戮和眼淚中，歷史的車輪無情地轉向，人們所知道的是歷史將不再重演。阿拉伯之春中另一個臭名昭著的角色倒下了，西方社會冒險式的干涉得以奏效，利比亞最后獲得了自由。）這就是《衛報》最后為我們建構的這場戰爭的合法性：一場人道主義干涉，在長達7個月之后，最初的那位向人民施與反人類行為的領導人和他的統治在人民的歡呼中以死亡的方式終止了，隨之結束的是人民的苦難，利比亞獲得解放——一個有效的人道干涉結果。

三、戰爭“合法性”建構與西方媒體的價值觀

(一)新聞價值觀在戰爭“合法性”建構中的弱化

在利比亞戰爭中，《衛報》主要從以上三個方面為大眾建構了這場軍事干涉的“合法性”，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輿論支持。在這場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中，我們再一次看到了西方媒體自居的客觀公正被其強烈的傾向性弱化，在這次的利比亞戰爭報道中，《衛報》對于聯軍軍事行動的支持、對于卡扎菲的負面態度體現了其與英國政府的口徑一致。“西方媒體素以公正客觀自居，但是，這種公正客觀實質上是報道形式上的公正客觀，這種形式上的客觀公正往往掩飾了其主題的偏狹，甚至謊言?！笔聦嵣?，在戰爭報道中，西方國家的媒體存在著一種慣用的模式，這個模式隨形勢的發展而分階段發展：第一階段是渲染戰爭不可避免的危機;第二階段是妖魔化對方領導人;第三階段是妖魔化對方國家人民;第四階段是渲染對方的暴行。而在《衛報》對于這場戰爭合法性的建構中，也基本延續了這種報道模式，這種帶有意識形態的報道模式，也是的新聞專業主義在戰爭報道中被弱化。

(二)媒體的政治觀念在戰爭“合法性”建構中的顯現

在《衛報》建構這場戰爭的“合法性”過程中，主要是將國際社會的干涉尤其是軍事干涉視為一場“人道主義干涉”，而人道主義干涉涉及的核心問題是人權與主權的沖突。在西方國家實施人道主義干涉過程中，對于人權與主權的考量更多的是道德層面上進行的，秉持人權的普適性，其核心價值是“人權高于主權”，這也是西方國家認為一個人道主義干涉行為合法的基本假設?！叭藱喔哂谥鳈唷钡膬r值觀在《衛報》的報道中也始終貫穿，建構一個不合法的卡扎菲、建構保護平民這樣一個合法的目標、建構一個利比亞平民獲得自由這樣一個有效的干涉結果，《衛報》始終將人權放置在了第一位。雖然在這過程中有幾篇報道為體現客觀公正，也報道了戰爭目標指向卡扎菲是否正確的討論，體現了其對于人權是否高于主權的思想“斗爭”，但是支持卡扎菲下臺的態度依然在《衛報》報道中占主流。有學者指出，自冷戰后，人權已經成為了西方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外交政策中的支配性話語。而在這場利比亞“人道主義干涉“戰爭中，這種西方國家的政治話語也成為了媒體的主流價值觀念。

二戰之后尤其是冷戰之后，在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等戰爭中，人道主義干涉儼然已日益成為當今世界使用廣泛的國際政治行為，從2011年延續到2012年的被西方媒體稱為“阿拉伯之春”的動亂，顯示越來越多的國家在“人道”的干涉下主權受到侵蝕與制約，動搖著傳統的國際關系秩序基礎。在西方主流媒體依然占據世界輿論高地的形勢下，這種滲透著西方價值觀的人道主義干涉通過西方媒體的建構影響著大眾對于戰爭的認知。從《衛報》為我們建構的這場人道主義干涉戰爭的“合法性”中，可以看到西方媒體標榜的客觀公正、新聞專業主義價值觀讓位于政治價值觀，成為配合政府宣傳的輿論引導者。但是，同時我們也應該客觀地看到，不同于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所引起的國際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西方媒體、西方讀者對于這次西方聯軍的利比亞軍事行動，反對聲相對較少，這一方面可能是輿論引導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在一場被貼上“人道”標簽的干涉中，西方社會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關懷價值被喚醒，因此，在建構利比亞戰爭的“合法性”過程中，西方媒體不僅是配合政府宣傳，也是在履行人文關懷思想主導下的社會責任。而西方媒體在戰爭報道尤其是建構戰爭“合法性”過程中滲透的這種多重價值觀念尤其是普世人權、人文關懷，是我們必須警惕的，因為很有可能，我們會認同這種合法性而失去了反對的聲音、反思的力量。

(本文是上海社科項目：“上海媒體突發事件報道的框架選擇及范式創新”(D10-0114-07-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趙士林，男，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新聞傳播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新聞傳播學研究;黃柳葉，女，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新聞傳播系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國際傳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