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加載中... 摘要：本文以《衛報》利比亞戰爭報道為研究對象，通過對研究樣本的內容分析，試圖探討在當代國際干涉的戰爭中，媒體是如何建構戰爭的合法性。通過分析《衛報》建構對這場戰爭“合法性”的內容建構，本文發現《衛報》在建構戰爭“合法性”的過程中，客觀公正、新聞專業主義的價值觀被弱化，而政治價值觀以及人文價值觀被強化，需要警惕這樣的價值觀念因為其具有的普適性而被大眾所接受。
關鍵詞：利比亞戰爭;“合法性”;《衛報》;媒體建構
一、引 言
戰爭有其合法性嗎?自二戰以后，論及戰爭合法性，是指合法使用武力，其合法性來源于國際法中的規定，即《聯合憲章》規定對主權國家發動戰爭的三種例外的情形，即民族解放、安理會采取或授權的軍事行動、自衛。也因為有這三個例外，在世界經歷二次世界大戰的傷痛而達成禁止武力的當代社會，多國主要是西方大國針對一國(地區)的軍事干涉成為當前戰爭的一個特殊形態，在這個過程中，合法性的宣傳成為了重要的輿論導向，而媒體則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生活在一個李普曼所謂的“擬態環境”中，媒體為大眾建構了一個社會真實，大眾以媒介真實為基礎建構腦海中的世界圖景，因此媒體也為我們建構了一場戰爭的“合法性”。在過去的2011年，利比亞戰爭成為距離我們時間最近的一次局部戰爭。這場因2011年2月16日在利比亞國內爆發的反對卡扎菲的游行示威演變而成的利比亞國內反對派、國外聯軍與卡扎菲政權的戰爭，聯軍將介入這場戰爭的行為宣稱為一場合法的人道主義干涉。
本文以英國《衛報》為研究媒體，通過《衛報》官網，以“卡扎菲”(Gaddafi)為關鍵詞搜集2011年2月16日至2011年10月20日刊在《衛報》報紙上的報道，共224篇。基于對224篇報道的內容分析，試圖探討當代國際干涉的戰爭中，媒體是如何建構戰爭的“合法性”，在此基礎上，探討《衛報》在建構戰爭“合法性”的過程中秉持的價值觀念。
二、《衛報》利比亞戰爭“合法性”建構
通過報道主題與報道時間的交叉分析發現，在所有樣本中，2月16日至3月19日，《衛報》的報道主題量居前三的分別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過暴力與非暴力方式維護權利統治、反對派的失利與求助國際社會、利比亞人民的苦難;3月20日至6月26日，居前三的報道主題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過暴力與非暴力方式維護權利統治、國際社會采取軍事行動以及軍事行動目標分析、利比亞人民的苦難;6月27日至10月21日，居前三的報道主題是卡扎菲的處境與出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過暴力與非暴力方式維護權利統治、反對派及其支持者的勝利，同時利比亞人民慶祝勝利、重建家園與之前兩個階段相比，也占據較大比例。從三個時間段的主要報道主題來看，《衛報》對這場人道主義干涉建構的邏輯是隨利比亞動亂形勢的發展而鋪展的：卡扎菲政府在利比亞實施非人道行為，人民遭受苦難，因為保護平民是國際社會義不容辭的道義，所以國際社會必須進行干涉，最后的結果是，以卡扎菲政府倒臺表明非人道行為被制止，人民慶祝勝利、重建家園。基于這個邏輯，《衛報》主要從三方面來建構聯軍發起這場戰爭的合法性：建構一個負面的領導人形象——卡扎菲;建構一個合法的干涉目標——保護平民;建構一個有效的干涉結果。
(一)建構一個不合法的領導人——卡扎菲
按照心理學的說法，人類在面對一場沖突的時候,本能地會首先分出一個正反方來，就像孩子看電影，先要有一個概念，分出好人壞人，然后帶著感情和傾向去繼續下面的觀看。在建構這場人道主義戰爭的重頭戲碼中，《衛報》首先為我們建構了一個不合法的戰爭反方，并且這個反方被簡化為個人——卡扎菲。在本文選取的樣本中，對于戰爭的雙方，反對派和聯軍的稱呼分別是反對派(rebels)和北約(NTO)、聯軍(allies)，戰爭的另一方不是利比亞政府，而是卡扎菲或者是卡扎菲政府、卡扎菲軍隊。
《衛報》所建構的卡扎菲完全是一個施害者的形象。在本文選取的樣本中，僅有2篇報道認為卡扎菲是受害者，有8篇報道認為卡扎菲即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而有151篇的報道將卡扎菲定位于一個施害者的角色。對于這個施害者，《衛報》分別為其貼上了“獨裁者”與“殘暴”、“大屠殺”的標簽。當“獨裁者”這樣的標簽與“民主”、“自由”詞語同時出現時，對于秉持民主觀念的西方受眾而言，沖擊不言而喻，這不僅是對他們價值觀的一種撞擊，同時也喚醒了他們對于獨裁者的恐怖想象，尤其當報道將卡扎菲與希特勒、薩達姆等獨裁者聯系在一起時，這種喚醒在現今世界將加深他們對于卡扎菲的恐怖想象，而忽略了對于這位卡扎菲的先前統治、利比亞人民在動亂前的生活的理性追溯。當“獨裁者”與“殘暴”、“大屠殺”一起出現時，對于受眾而言，則只是又一次地證明了他們的固守：獨裁者必然是殘暴的，卡扎菲是殘暴的獨裁者。
而《衛報》對于卡扎菲具體的獨裁行為與殘暴行為也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報道，以此對卡扎菲的角色塑造做一個充實，更為具象化地建構一個獨裁而殘暴的不合法領導人。在223篇報道中，共有161篇報道涉及卡扎菲的行為，在這些行為中，除了3篇涉及卡扎菲的政績，其余158篇都是關于卡扎菲的負面行為，在報道涉及的17種行為中，比例最高的行為是向平民派遣軍隊與使用重型武器，在161篇報道中占37.9%。凸顯卡扎菲向平民派遣軍隊與使用重型武器，以此為我們傳遞卡扎菲發起針對平民的戰爭的這層信息。軍隊與重型武器作為軍事力量，當其被投入使用于一場軍事行動時，最古老的戰爭法則規定，僅限于針對武裝部隊，不得攻擊和殺害平民。因此，卡扎菲的行為是不合法的。同時，《衛報》建構的卡扎菲行為不僅從法律層面上是不合法的，從道德層面上來說，也是不人道的，除了向平民發動戰爭，還涉及性虐待、虐待記者、虐囚、恐怖活動、使用國外雇傭軍、切斷平民生存與救援渠道等行為。
(二)建構一個合法的干涉目標——保護平民
戰爭目標是體現戰爭合法性的首要前提。“和其它宣傳內容的不同之處在于，對于戰爭目標的宣傳是跨國政治行動的催化劑。”作為施害者的卡扎菲，其主要施害對象是手無寸鐵的利比亞平民，而這也成為國際社會進行干涉的主要原因，而保護平民也成為國際社會進行干涉時取得輿論支持的主要武器。最古老的戰爭法規則以及二戰結束后的國際法規都對戰爭中的平民保護做出過規定，尤其是在盧旺達大屠殺后，國際社會形成了一個保護平民的新原則——保護責任原則(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又稱R2P)。在保護責任原則的作用下，保護平民成為國際社會發起軍事干涉的一個合法目標。《衛報》在建構這一合法目標中，主要通過兩個方面展開：第一個方面，利比亞人民的苦難建構;第二個方面，通過主題的設置，凸顯戰爭是最后的干涉手段。
在將卡扎菲定位為施害者角色的同時，《衛報》建構的受害者角色主要是手無寸鐵的利比亞平民，在159篇涉及卡扎菲是施害者的報道中，有84.8%的報道呈現的受害者是利比亞手無寸鐵的平民。建構了受害者角色后，《衛報》進一步建構了受害者的反應。在涉及受害者反應的75篇報道中，有45篇呈現的是受害者的恐懼與無助，并且在2月16日至3月19日，在17篇涉及受害者反應的報道中，有13篇呈現的是受害者的恐懼與無助。通過對受害者角色與反應的建構，《衛報》為保護平民這一干涉目標鋪墊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手無寸鐵的平民受到來自卡扎菲的戰爭行為，他們顯得無助而恐懼。正因為利比亞人民的苦難，國際社會因為必須擔負保護責任，所以介入干涉義不容辭。結合《衛報》對國際社會介入利比亞動亂的報道來看，國際干涉的過程是：首先進行軍事行動以外的發表譴責、經濟封鎖等干涉，從3月20日到6月26日，軍事行動成為主要干涉途徑，從6月27日到10月21日，軍事干涉與其它干涉途徑同時實施。
如前文對于報道主題的分析中指出的，在國際社會進行軍事行動前，2月16日至3月19日這段時期內，《衛報》的報道主題量居前三的分別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過暴力與非暴力方式維護權利統治、反對派的失利與求助國際社會、利比亞人民的苦難，這三個主題集中體現了利比亞人民受到卡扎菲的迫害，遭受著極大的苦難，而且利比亞國內對抗卡扎菲的反對派武裝力量薄弱，卡扎菲的施害行為無法得到阻止，如果國際社會不及時實施更為有效的干涉方式即軍事行動，利比亞的人道災難將愈加嚴重，因此軍事手段成為最后的干涉方式。
(三)建構一個有效的人道干涉結果
在前文已經過統計得到結果，在6月27日至10月21日，居前三的報道主題是卡扎菲的處境與出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過暴力與非暴力方式維護權利統治、反對派及其支持者的勝利，同時利比亞人民慶祝勝利、重建家園與之前兩個階段相比，也占據較大比例。同時，在這一階段，《衛報》以完全導向支持卡扎菲下臺的立場上。
因此，在經歷了一個軍事行動為主、其它途徑兼行的人道干涉之后，卡扎菲政府倒臺、利比亞人民慶祝勝利并重建家園、反對派及其支持者在與卡扎菲的軍事抗衡中取得勝利、國際輿論的支持尤其是5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于卡扎菲政府不具合法性的聲明，這些都指向一個干涉的結果——有效阻止并且終止了卡扎菲及其支持者對平民施與的的不合法、非人道行為。
對于這場干涉取得的正面效果，可以從《衛報》在卡扎菲死后的一篇報道中更為直接地看到：“But die he did. And after all the waiting, the killing and the tears, the wheel of history turned inexorably, and all who watched knew it would never turn back. The Arab spring had claimed another infamous scalp. The risky western intervention had worked. And Libya was liberated at last. ”（他真的死亡了。在所有的等待、殺戮和眼淚中，歷史的車輪無情地轉向，人們所知道的是歷史將不再重演。阿拉伯之春中另一個臭名昭著的角色倒下了，西方社會冒險式的干涉得以奏效，利比亞最后獲得了自由。）這就是《衛報》最后為我們建構的這場戰爭的合法性：一場人道主義干涉，在長達7個月之后，最初的那位向人民施與反人類行為的領導人和他的統治在人民的歡呼中以死亡的方式終止了，隨之結束的是人民的苦難，利比亞獲得解放——一個有效的人道干涉結果。
三、戰爭“合法性”建構與西方媒體的價值觀
(一)新聞價值觀在戰爭“合法性”建構中的弱化
在利比亞戰爭中，《衛報》主要從以上三個方面為大眾建構了這場軍事干涉的“合法性”，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輿論支持。在這場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中，我們再一次看到了西方媒體自居的客觀公正被其強烈的傾向性弱化，在這次的利比亞戰爭報道中，《衛報》對于聯軍軍事行動的支持、對于卡扎菲的負面態度體現了其與英國政府的口徑一致。“西方媒體素以公正客觀自居，但是，這種公正客觀實質上是報道形式上的公正客觀，這種形式上的客觀公正往往掩飾了其主題的偏狹，甚至謊言。”事實上，在戰爭報道中，西方國家的媒體存在著一種慣用的模式，這個模式隨形勢的發展而分階段發展：第一階段是渲染戰爭不可避免的危機;第二階段是妖魔化對方領導人;第三階段是妖魔化對方國家人民;第四階段是渲染對方的暴行。而在《衛報》對于這場戰爭合法性的建構中，也基本延續了這種報道模式，這種帶有意識形態的報道模式，也是的新聞專業主義在戰爭報道中被弱化。
(二)媒體的政治觀念在戰爭“合法性”建構中的顯現
在《衛報》建構這場戰爭的“合法性”過程中，主要是將國際社會的干涉尤其是軍事干涉視為一場“人道主義干涉”，而人道主義干涉涉及的核心問題是人權與主權的沖突。在西方國家實施人道主義干涉過程中，對于人權與主權的考量更多的是道德層面上進行的，秉持人權的普適性，其核心價值是“人權高于主權”，這也是西方國家認為一個人道主義干涉行為合法的基本假設。“人權高于主權”的價值觀在《衛報》的報道中也始終貫穿，建構一個不合法的卡扎菲、建構保護平民這樣一個合法的目標、建構一個利比亞平民獲得自由這樣一個有效的干涉結果，《衛報》始終將人權放置在了第一位。雖然在這過程中有幾篇報道為體現客觀公正，也報道了戰爭目標指向卡扎菲是否正確的討論，體現了其對于人權是否高于主權的思想“斗爭”，但是支持卡扎菲下臺的態度依然在《衛報》報道中占主流。有學者指出，自冷戰后，人權已經成為了西方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外交政策中的支配性話語。而在這場利比亞“人道主義干涉“戰爭中，這種西方國家的政治話語也成為了媒體的主流價值觀念。
二戰之后尤其是冷戰之后，在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等戰爭中，人道主義干涉儼然已日益成為當今世界使用廣泛的國際政治行為，從2011年延續到2012年的被西方媒體稱為“阿拉伯之春”的動亂，顯示越來越多的國家在“人道”的干涉下主權受到侵蝕與制約，動搖著傳統的國際關系秩序基礎。在西方主流媒體依然占據世界輿論高地的形勢下，這種滲透著西方價值觀的人道主義干涉通過西方媒體的建構影響著大眾對于戰爭的認知。從《衛報》為我們建構的這場人道主義干涉戰爭的“合法性”中，可以看到西方媒體標榜的客觀公正、新聞專業主義價值觀讓位于政治價值觀，成為配合政府宣傳的輿論引導者。但是，同時我們也應該客觀地看到，不同于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所引起的國際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西方媒體、西方讀者對于這次西方聯軍的利比亞軍事行動，反對聲相對較少，這一方面可能是輿論引導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在一場被貼上“人道”標簽的干涉中，西方社會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關懷價值被喚醒，因此，在建構利比亞戰爭的“合法性”過程中，西方媒體不僅是配合政府宣傳，也是在履行人文關懷思想主導下的社會責任。而西方媒體在戰爭報道尤其是建構戰爭“合法性”過程中滲透的這種多重價值觀念尤其是普世人權、人文關懷，是我們必須警惕的，因為很有可能，我們會認同這種合法性而失去了反對的聲音、反思的力量。
(本文是上海社科項目：“上海媒體突發事件報道的框架選擇及范式創新”(D10-0114-07-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趙士林，男，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新聞傳播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新聞傳播學研究;黃柳葉，女，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新聞傳播系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國際傳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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