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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職業的受眾由于接觸的專業知識不同,在接受大眾傳播媒介上的一些專業性較強的報道時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例如,大眾媒介的科技報道專業性很強,經常要使用一些生僻難懂的術語,導致科技報道成了一種“內行不愛看,外行看不懂”的文本。對農節目的主要內容是向農民傳播科學。如何讓專家的科學成為百姓的科學?就需要讓科學走進農民的真實生活,真誠地為農民服務。作為一種直接服務于農民生產和生活的節目形態,需要一種低位進入的姿態,要從農村最常見、最普遍、最急需解決的小問題入手。[16] 第二,語言的差異是造成人類無法傳播交流的形成媒介距離的重要因素。從人類誕生之日起,語言就是人類傳播的重要符號,到了電子媒介占統治地位的時代,語言成為大眾媒介上使用最頻繁的符號。語言是人類最古老的紀念碑,是我們的歷史、文化和精神的最佳載體;是人類進行交際與傳播的根據,是我們認識世界、反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不同的語言包含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內涵,《圣經》中記載的“巴別塔”的故事充分說明了語言對于交流和傳播的重要性。 第三,社會文化差異造成的媒介距離也是常見的。以中國的春運為例,中國傳統文化中對農歷春節的重視以及對全家團圓的愿望,使每年的春節遷徙都會出現上億人回家探親的壯觀場面。機場、火車站、汽車站里人山人海;高速公路也是汽車連接成行。人們利用各種交通工具,趕在大年三十之前回家團圓。春運也成為每年春節前后各家媒體關注和報道的重點。中國人對春運報道習以為常,還會通過媒體相關報道安排春運期間的購票、出行。而處于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中的外國人很難理解我國大眾媒體上春運報道中所包含的那種對家、對團圓的祈盼之情。英國《金融時報》則將中國的春運稱之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人類遷徙,如史詩一般的人口遷徙”。 第四,種族是影響跨文化傳播中的媒介距離的要素。媒體對不同種族的態度通過媒介內容傳播給受眾,從而使受眾對其產生某種刻板印象。尤其是在種族單一的國家,受眾很少能直接接觸到其他種族人群,他們對其他種族的印象幾乎完全來自媒介的描繪。美國黑人在20世紀漫長的電影發展歷程中,一直被塑造成五種刻板形象:湯姆、浣熊黑人、悲劇混血兒、老奶媽和野蠻黑人。[17]在格里菲斯的作品《一個國家的誕生》中,黑人被描述成野蠻的、喜歡惹是生非和攻擊他人的形象。 即使身處同一種文化環境中,由于不同階層間在職業、受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異,也會使受眾無法理解媒介中的傳播內容。隨著大眾傳播媒介技術手段的進步,受眾由于社會經濟地位導致“知溝”越來越大,社會分化現象越來越明顯。新的傳播技術所帶來的信息變革并非對所有人都是均等的,不同的受眾由于職業、受教育水平、社會地位、經濟能力等方面的社會距離,利用新媒介獲取新知的能力是不同的。社會弱勢群體、受教育程度較低者和社會地位較低者在信息的獲取和利用方面與社會上受教育程度較高人群的差異變得越來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