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加載中... 【摘要】性暴力是創傷性最大的人類經歷之一，同時也因其具備的新聞價值而受到媒體的強烈關注，而如何正確報道性暴力事件在各國新聞界都是常說常新的話題。本文以若干中美性暴力事件報道為例進行探討，并提出四個倫理原則：1.無知之幕的先行檢驗;2.“這不應當發生”的報道基調;3.滿足知情權而非窺陰癖的細節考量;4.提供后續報道——個人和社群的痊愈過程。
【關鍵詞】性暴力;新聞報道;倫理原則
2011年11月8日，《南國都市報》報道了深圳聯防隊員入室強奸女店主王娟，其夫楊武卻躲入隔間避難的事件。此事見報后，大批記者前往楊武的小店搶新聞。他們沒有先詢問楊武及王娟是否同意接受采訪，直接將錄音筆、話筒、鏡頭對準了躺在床上、精神瀕臨崩潰的王娟，要求她“說說當時的感受”，甚至當楊武跪下苦苦懇求他們出去時仍不放棄逼問。此后的媒體報道聚焦在楊武“最窩囊”、“最懦弱”上，使這個已經備受折磨的家庭雪上加霜，搖搖欲墜。所幸媒體在楊武事件中的表現很快遭到公眾的口誅筆伐，媒體自身也進行了認真的自我反省。
無獨有偶，同年2月11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外派記者拉臘·洛根在開羅的解放廣場執行報道任務時遭到200名暴民的毆打、強奸，半小時后被解救。洛根的老板CBS對她的遭遇只發表了一個簡短聲明，并引述她家人的要求，不要侵犯她的隱私。然而其他新聞機構可就沒有這么謹慎了。“周二下午這則攻擊新聞被報出后，有人決定將報道建立在這位金發碧眼的記者的美貌上”，一篇反思報道中寫道。LAWEEKLY的一篇博客令人震驚地將洛根的“火辣”和個人性生活與此次襲擊聯系在一起。和中國的楊武事件一樣，美國媒體的表現亦引起關于性暴力事件報道的多重思考。
此外，強奸還經常被作為戰爭中的武器大規模實施。就在剛剛過去的幾年中，剛果民主共和國有約5萬名女性和兒童由于戰爭遭到強奸。
性暴力事件因具有顯而易見的新聞價值而受到媒體關注，然而，性暴力事件又是創傷性最大的事件之一。“只要人們還認為性行為和人類的身體是隱私，那么強奸就是一種恥辱——受害人不應當為這種恥辱受到責備，但是它卻會將她的名字永遠地和一種難以言語的羞辱聯系在一起。”[1]因此，記者在報道性暴力事件時必須具有高度的倫理敏感和職業自律，一方面避免給受害者及其家人造成二次傷害，另一方面警惕自己的報道淪為黃色新聞。
報，還是不報——“無知之幕”的檢驗
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的“無知之幕”實驗可用以檢驗媒體報道涉及高度個人隱私事件的正當與否。在“無知之幕”實驗中，社群中的任何成員在作出能夠影響他人的決定之前，都必須站在“無知之幕”后面的“原初位置”上。在這個“幕”后，每個人都平等地從原初位置開始，他們不知道自己從幕后出來，進入社群時是強權還是弱勢。羅爾斯指出，當以性別或社會經濟身份為基礎的個人差異被廢除時，理性的人都會自愿作出并遵循那些決定。當人們在這樣一個幕后開始深思熟慮時，就會出現兩種價值觀：第一，所有人的自由都受到同樣的重視。新聞自由和未經許可不得侵犯私生活的自由是平等的。由于每個參與者都處于原初位置，對個人位置或身份一無所知，所以那些觀點不帶身份偏見。第二，弱勢群體要受到保護。由于每個人從幕后出來時都可能是弱勢群體，所以沒有哪個參與者會做出不考慮弱勢群體利益的倫理決定，除非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那樣做會有益于全體中的多數。
顯然，上述兩種自由和兩種價值觀之間存在沖突，如何在其間保持平衡?通過隱入幕后促成的倫理討論發現，有些不平等是受到許可的。但是，這些不平等必須對社會環境中大部分人的福祉作出巨大貢獻。具體到報道創傷事件的新聞選擇，就是如果發表一個創傷性事件幸存者的照片、詳細敘述一個創傷性事件的始末及幸存者的反應能夠阻止類似悲劇再次發生，那么，幕后群體就能夠達成共識，即個人可以讓渡部分自由以換來對群體的貢獻。[2]
那么，對強奸案件的報道能夠對社會作出貢獻嗎?答案是肯定的。任何偶發事件背后都有其必然性，有其長期積累的社會、經濟、文化以及個體的特殊性等原因。媒體的報道如果得當，就能夠引起社會的關注，促進有關部門的改進，并對公眾產生警示或示范作用，從而減少和避免此類悲劇。因此，從報與不報的新聞選擇上，上述案例能夠通過“無知之幕”的檢驗，下一步就需考量如何報道才算“得當”了。
報道的基調——“這不應當發生”
強奸是暴力，而非“性”。“在性暴力事件報道中，媒體將幸存者遭受的個人折磨公之于眾。如果這樣做的意圖并非強奸不應當發生——或者如果這樣做時完全沒有明確的意圖——媒體就陷入了一種批評家毫不猶豫稱之為色情的敘述。”[3]
“這不應當發生”意味著兩點，首先，語境——探討個人悲劇之后的社會必然性。這就要求對性暴力事件絕不僅僅止于報道事件本身，而是應當將事件置于更廣泛的社會環境之下，“將個人陳述(個體的深度特寫)和社會影響(個別問題的宏觀聯系分析)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4]，從而使之成為“一種就當日事件在賦予其意義的情境中的真實、全面和智慧的報道”[5]。因此，媒體應當挖掘和展示的不應當是楊武的“最窩囊”、“最懦弱”和洛根的“金發碧眼”、“火辣身材”，而應當是本應協助警方維護治安的聯防隊員為何成了施暴者?受害人為何選擇以“釣魚”方式阻止傷害，而不是通過法律或其他正常途徑求助?美國女記者遭襲是否與其身份直接相關?這是否體現出國家或民族之間的對立?女記者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如何更好地保護自己?等等。當然，這些問題在媒體冷靜之后的反思中都有認真的探討，但是，如果媒體從一開始就能著眼于這些角度，就不會造成社會公眾的強烈不滿和當事人的更深痛苦。
其次，敏感——對受害者寄予誠摯的同情。在1924年出版的《報紙的良知》中，面對如何報道諸如兒童意外死亡、自殺、酒精中毒等創傷性事件，作者已經給出了相應的指導：尊重和保護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感情、報道手法避免庸俗和煽情、應對社會風氣產生正面作用。“新聞扣壓雖有邪惡的一面，但也自有它合理的一面。”[6]美國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SPJ)的倫理規約第二條即為“最小傷害”原則，要求記者“……給予新聞來源、報道對象和同事以應有的尊重……同情那些可能受新聞報道所傷害的人;謹慎地使用陷于悲痛中的人的照片和采訪記錄;對可能導致傷害的不愉快的采訪報道心中有數……”《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亦要求記者“維護采訪報道對象的合法權益，尊重采訪報道對象的正當要求，不揭個人隱私，不誹謗他人”。
具體到采訪和寫作中應當如何踐行，很多反思性的文章中已有涉及，本文不再贅述。
報道的細節——滿足知情權，還是滿足窺陰癖
在強奸報道中，細節的選擇頗費思量。細節過少不足以客觀傳達受害者受到的創傷，也不能滿足受眾的知情權;而細節過多則可能會令讀者感到自己是施暴者的“同謀者”而產生反感。2009年春，美聯社發表了一篇新聞特寫，講述發生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大規模強奸。它的開頭是這樣的：“陽光下，Zamuda Sikujuwa慢慢挪到一個長凳上，分開雙腿，面部痛苦地扭曲著，用一種下流的姿勢上下揮舞拳頭，展示士兵們是如何將一支自動步槍推入她體內的。”
這個導語引起了讀者的不安。“我們作為讀者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在一個強奸和性屬于禁忌的國家，為什么一位女性坐在戶外，‘分開雙腿’，模仿她遭遇過的暴力?是記者要求她這樣做的嗎?周圍有其他女性或男性嗎?在讓這位女性經歷了這一切之后，為什么又讓她在不到200字之后就消失了?”由此，一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聞工作者報道強奸和其他暴力創傷時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怎樣才能讓讀者對我們的敘事選擇在倫理上感到舒服而對報道所描述的事件感到道德上的不適?
答案并不復雜。以2009年10月美國廣播公司(NPR)報道圭亞那士兵強奸婦女的報道為例。記者在說到“強奸”這個詞之前，對受眾將要聽到的細節作出了詳細的鋪墊：“士兵們對女性的殘酷侵犯如此撼動了圭亞那人。他們不斷重復——我們從來沒有目擊過這種行徑。”這首先確定了“這不應當發生”的報道基調，并使聽眾有了心理準備，降低了對即將聽到的細節產生“駭人聽聞”的感受。
答案還可以更簡單。《紐約時報》2004年的一篇從剛果發回的報道用化名講述了兩名未成年女孩兒的遭遇。“Helen和Solange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說，她們甚至沒有將自己的事告訴父母，更別提聯合國官員了。在這里，強奸背負著深深的恥辱。但是當一名記者接近她們時，她們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當然，如果讀者不去進一步思考，就可能以為只要記者接近，所有此類故事都能獲知。但是報道告知讀者：“我認識到自己在這個報道中的角色。”發出這個信號有助于緩解讀者對消息來源匿名和其他倫理問題的焦慮。
細節會駭人聽聞，新聞報道無法控制讀者的體驗，但是可以作出引導。“何時，以及如何把鮮血潑到讀者臉上?”[7]
后續報道——個人和社群的痊愈過程
創傷性報道如何能夠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除了報道事件及其歸因外，還應當告知此后社區和個體對精神創傷的反應和處理方式以及痊愈的過程。關注幸存受害者(不是所有受害者都能活下來)的恢復能力。在精神健康領域，像這樣的焦點可能被稱為“以力量為基礎的角度”，辨識出內在的力量和幫助人們克服障礙重回有意義的生活的外部資源。
具體地說，就是根據時間上新聞與事件發生的接近性而將報道分成兩“幕(act)”。例如，“9·11”之后馬上進行報道的新聞就是第一幕，交代“5W”。但是不從第一幕往前走就會拖延治療和恢復的過程。于是報道跟隨或推動第二幕，開始痛苦的治療，修復人道主義，從不同角度關注此事的長期后果。第二幕能幫助公眾在悲劇環境中找到個人意義，并“建立希望和治療的有力形象，激發和確認我們最優秀的人類本能”。
在達特新聞與創傷中心1994年的獲獎報道《致命記憶》中，通過描述三位在童年時期遭受過性虐待的幸存者此后相互支持，與過去達成諒解，并在眼下發現了意義的故事，讀者得知，盡管他們的情感掙扎仍在繼續，但是已經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力量，并通過深厚的友誼感覺到日益增加的快樂。這樣的后續報道就是“讓讀者‘歡笑、哭泣、歌唱、希望和對人類的未來感到好奇’的報道”。[1]319
自有新聞事業以來，新聞與創傷總是相伴而行。如何既能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又能踐行媒體的社會責任，同時顧全當事者的感受，遵循上述四個倫理原則，定能“三全其美”。
(作者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系副教授)
參考文獻：
[1]羅恩·史密斯.新聞道德評價[M].李青藜，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212.
[2]菲利普·帕特森、李·威爾金斯.媒介倫理學：問題與案例[M].李青藜，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39-140.
[3]參見www.cjr.org.
[4]參見2005年Dart獲獎報道《底特律自由報》的系列報道《底特律殺人案：暴力的回聲》www.dartcenter.org
[5]新聞自由委員會.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R].展江，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6]利昂·納爾遜·弗林特.報紙的良知[M].蕭嚴，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63.
[7]參見http://www.cjr.org/reports/the_pornography_trap.php?page=al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