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加載中... 【本文提要】新聞攝影倫理問題，具有“元倫理”和“應用倫理”的雙重意義，在新聞攝影實踐中，既需要用元倫理提升媒體從業人員的人文意識，也需要借助應用倫理的相關準則，開展具體的倫理評價。死亡題材新聞攝影的特殊性，也賦予倫理評價相應的特殊且重要的意義。本文認為，照片的刺激程度、施救的可能性指數以及公共性是評價死亡題材新聞攝影的三個倫理指標。
【關鍵詞】 死亡題材 新聞攝影 倫理評價 指標
作為道德哲學的倫理學，在哲學范疇內分化為“元倫理學”和“規范倫理學”。前者用抽象方式探索倫理問題，后者則試圖建立具體的評價標準，落實到政治、醫學、教育等每一領域，規范倫理學體現為相應的應用倫理學。從“規范倫理”角度考察，新聞攝影倫理問題主要是判斷標準的問題，而判斷主體多元化、時代變遷及傳播體制沿革，都為倫理判斷創設了復雜的社會背景，“功利主義”與“絕對個人權利”的沖突，也給新聞攝影倫理評價制造了難度。
在新聞攝影諸題材中，“死亡”題材極為特殊且高度敏感，埃迪·亞當斯的《槍斃越共》因同時涉及生命、戰爭和政治，是研究者廣泛采用的案例。人類對死亡的恐懼和同情，屬于超越國家、民族、政治的人道主義范疇，具有最為強烈的倫理意義。基于這種獨特的倫理價值，羅伯特·肯尼迪被刺圖片、約翰·菲勒拍攝的美國國家衛隊在校園槍殺反戰學生圖片等，都是比較經典的攝影倫理學案例，在各類教材、專著中有較高的出現頻率。
在國內新聞攝影界，死亡題材也是一種屢見不鮮的傳播現象，究其原因：一是該題材具有較高的新聞價值，二是迎合了部分媒體所追逐的“娛樂化”報道思路。其間所顯示的倫理誤區，必須引起業界和學界的思考。本文選取這一傳播現象為主題，試圖從不同維度勾勒倫理評價的方法。
一、刺激性程度的考察
照片的刺激性程度，指向媒體與讀者的倫理關系，那些明顯會給受眾帶來心理不適的照片要慎用。這樣的考慮同樣應該出現在新聞攝影課堂教學、教材編寫過程中，有些圖片若收錄為插圖，將成為說理的良好佐證，它或許能夠引發同情，或是有力地提醒新聞工作者注意倫理問題的重要性；但它是否會淪落為滿足窺私欲的娛樂品，或者是否會因其刺激色彩而給讀者帶來視覺傷害，就超出論述者的控制范圍了。
2012年6月，福建省一名輕生女子在福州閩江公園望龍臺附近跳江自殺，一男子跳入江中實施營救卻不幸遇難，遺體打撈上岸時仍保持著托舉姿勢，《海峽都市報》報道此事后，①媒體、網站和微博等迅速跟進，將該男子稱作“無名托舉哥”。在“哥”和“姐”都帶有極強戲謔性的網絡文化時代，將有此義舉的人物稱作“托舉哥”，是否有將新聞報道娛樂化的嫌疑？而且，放置在水泥地面上的遺體照片也在網絡上廣泛流傳，一張為胸像，能清晰地看到死者的容貌，另一張則拍下了死者的“托舉”動作。這兩張照片具有比較明顯的“消費”色彩，也是對救人者的漠視與不敬。
在某些特殊時期，把關人對死尸圖片的屏蔽，會被受眾認為是對于新聞客觀性原則的違背，甚至會被視作試圖掩蓋真相的行為，這樣的情況在戰爭攝影中尤為普遍，但不能成為阻礙媒體對這類照片開展倫理衡量的理由——如何在傳播真實信息與避免過分殘忍之間找到平衡，是媒體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主題。
美國的一些報紙編輯會模擬“早餐測試”來預測照片的反胃程度，即讀者在吃早餐時看到這樣的照片，是否會產生厭食的情緒，這種“身份置換”的思考方式，正是倫理研究的原則之一，也能夠體現出媒體對于受眾的尊重。當然，如果照片不能通過早餐測試，媒體所做的也不只是不予報道那么簡單，如前所述，“平衡”才是關鍵。對此，美國波因特學院所提出的一些建議，非常具有參考價值：其一是對照片的傳播效果進行控制，具體的方法是版面安排與大小控制；其二是對照片進行相關的技術處理，如裁剪、調整反差、局部加減光等，但不能因此損害照片的真實性。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部助理保爾·柯利威蘭說：“在展示一具面目全非的尸體這一點上，我們需要進行約束。我們可以展示被單下的尸體和覆蓋在尸體上的血跡斑斑的被單，但是不需要展示尸體。每天我們身邊都充斥著暴力，你實際上并不需要通過展示那些畫面，讓人理解那個報道的暴力特征。”②國內部分媒體習慣于在照片的刺激性部位疊加馬賽克效果，也是技術處理的一種方法。其三是通過文字進行解釋，例如做出兒童不宜的說明、告訴讀者為什么要發表這樣的照片、強調發表照片的根本目的是信息傳播而非聳人聽聞等，而深度報道則可以通過文字來稀釋照片的視覺沖擊力。③也有的媒體遵循“距離”原則，即盡量少報道本地的死亡事件，而代以其他地區發生的類似行為的圖片。
在拍攝時盡量不采用過分刺激、暴露的手法，也是值得攝影師思考的，獲得2012年中國國際新聞攝影比賽新聞人物與肖像單幅金獎的《卡扎菲身亡》（新華社記者李木子攝），雖然以卡扎菲的尸體為拍攝對象，但并未呈現出過分的恐怖，因而是一個值得學習的案例。
二、施救的可能性指數
評價死亡題材新聞攝影的倫理狀況，還需要研究事發時的施救可能性。
拍照還是救人，是新聞攝影倫理學中的經典問題，凱文·卡特的《饑餓的小女孩》是該領域的經典案例。通常的說法是：照片發表后，輿論四起，紛紛對拍攝者進行譴責，三個月后的一個深夜，卡特無法忍受輿論壓力和內心譴責，把自己關進了充滿發動機廢氣的密閉車廂，窒息死亡。他還在遺言中寫道：“首先，我必須說我表示道歉。我到超越人生痛苦和歡樂，只有寧靜的地方去了……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凱文·卡特也因此被稱為攝影界“以身殉影”的第一人。
不過，這種在道德譴責與自殺之間建立簡單聯系的做法，也引發了一些質疑。先前的新聞攝影倫理文本引用的卡特遺書，其實還有一些沒有公開過的部分：“心情惡劣，沒有電話……沒有付房租的錢……錢！！！我被鮮明的殺人、尸體、憤怒、痛苦、饑餓、受傷的兒童、快樂的瘋子的記憶糾纏不休，總是警察、總是屠夫……”卡特拍攝饑餓小女孩的照片時，他的好友西爾瓦也在現場，據他回憶，當時他們隨聯合國的一架派發糧食的直升飛機降落到蘇丹，在發放救濟糧的30分鐘之內有機會拍一些照片。那位被拍下的孩子蜷曲在地上仿佛在哭泣，而她的母親正在忙著領取救濟糧，暫時沒有時間照顧她，就在這個時候，一只禿鷲在孩子身后落了下來。凱文輕輕地調整了角度，為了不驚擾禿鷲，把他們兩個都收進鏡頭，拍了幾張之后，禿鷲飛走了。西爾瓦其實也拍攝到了同樣的場景，只是沒有獲得任何獎項。
盡管卡特并非在倫理上無懈可擊——因為我們無法判定這張照片能否為蘇丹人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救助，卻看到拍攝者本人獲得了各種榮譽。但顯然，道德譴責與拍攝者自殺之間的簡單聯系，是在沒有得到更廣泛背景資料支撐的情況下做出的，這也給倫理研究者們一個提示：攝影瞬間的時空唯一性，極有可能割裂豐富的上下文語境，從而造成研究過程中的評價偏差。
拍照與救人的關系是涉及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的新聞倫理范疇，如果被攝者正倒在血泊中，生命垂危，圍觀者中無人施救，在這種情況下記者如果選擇拍攝，明顯是不合時宜的。但如果沒有施救的可能性，或者受害者正在得到他人的救助，記者的拍攝行為或許可以得到重新評價。肯尼思·柯布勒著在《美國新聞攝影教程》中提到了一個案例，美國總統候選人鮑勃·多爾在加利福尼亞州奇科市從講臺跌下時，法新社記者J·大衛·埃克在緊要關頭扶了他一把，以避免多爾的頭碰到地上，埃克沒有拍到照片，路透社記者里克·維爾金因為離得太遠沒有幫上忙，所以拍到了這個瞬間。應該說，這兩位記者都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埃克的做法是基于最基本的人性，而維爾金因為離得太遠，所以無須在拍與救之間進行選擇。
在當前的中國新聞攝影界，放棄拍照而選擇救人的記者并不少見。據媒體報道，陜西《華商報》攝影記者李暉，曾有三次放下相機搶救輕生者、落水者的經歷，這一放棄職業訴求而追尋公民倫理的選擇，也得到了社會的廣泛好評。不過，新聞界的娛樂化思潮和行業倫理監督的缺位、個別媒體或從業人員價值取向的扭曲，也頻頻催生“拍照先于救人”的案例，比較典型的是福建《東南快報》的“抓拍騎車人落水事件”，雖然落水的騎車人并無大礙，但雨天、大坑這樣的元素，一旦與年老力衰的年長者相結合，則不無造成死亡的危險。作為記者，應當對這樣的局面有所預見，而在面對網民的指責時，“引發管理部門關注、促成問題解決”卻成為選擇拍照的理由。更令人困惑的是，在新浪網召集的專題討論會上，國內知名的一線記者、學者，大多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對這位記者的選擇給予高度評價。此外，在大量關于車禍、溺斃、兇殺的圖片報道中，“新聞專業主義”的提法也經常出現。客觀地說，“新聞專業主義”是新聞界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提高新聞事業發展水平的必然路徑，但這并不意味著“有聞必錄”，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價值判斷，是對媒介中立屬性的確定和對政治權力、資本力量的疏離。如果僅以新聞專業主義為記者的選擇辯護，而拋卻其他的倫理評價維度，實屬一種庸俗的理解。此外，“社會公器”屬性是新聞專業主義對媒體的價值界定，離開了對民主、民生、人文的關注，媒體就蛻變成為純粹的信息加工、傳播機器。凌駕于個人利益之上的所謂“促成問題解決”，是一種明顯的邏輯悖論，把具體的人作為手段而非目的，是早已被包括政治倫理、新聞倫理在內的各種規范倫理學拋棄的做法。
三、公共性準則
“公共性”是各類攝影倫理問題中具有普適性的評價準則，它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學概念，通俗地說，新聞事件的公共性，即是這一事件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關系、資以進入公共空間供社會關注、探討的程度。由于死亡題材的特殊性，考察這類照片的公共性，便具有了更為特殊的意義。
西方新聞攝影界有一種共識：當拍下別人的照片時，也拍下了他人匿名的權利。美國視覺文化研究學者道格拉斯?哈珀就曾經質疑過媒體發表照片的“倫理道德權力”。美國傳媒學家吉夫?格林菲德則認為：“在新聞媒介看來，對每一個處在公共事業下的人來說，他的隱私、他的嗜好、他的尊嚴也都隨之不存在了。”&很顯然，面對紛繁復雜的各類新聞事件，拍攝與傳播與否，有賴于一個具體的判斷標準，首先就是事件本身的新聞價值。
在重大突發事件報道中，適當地展示人的痛苦，的確有其傳播意義，唐山地震發生后，媒體展示的照片多為軍人救災、領導視察、災后重建等“正面”題材，作為個體的“人”嚴重缺席，而汶川地震的攝影報道中，讀者能夠在人的痛苦的直觀展現中體味到災難的嚴重性，這本身就是災難報道中最重要的部分。再比如，同樣是溺水或車禍事故，如果背后有長期存在卻未能得到解決的重大安全隱患，或者是在同一區域發生的頻率很高，其值得被報道的程度，就明顯高于一起偶然發生的事故。
《南方都市報》攝影記者譚偉山的《暴力城邦》，是近年來死亡題材攝影報道的經典案例，作者在多年社會新聞攝影實踐中獲得的以暴力（當然包括死亡）為主題的照片，被匯總至《南方都市報》的視覺專版。拍攝者本人對這些照片的評價是：“殘酷的不是照片，而是現實本身”——紀實攝影之所以在很長時間內被邊緣化，主要來自其所秉承的記錄觀念與權力主導的攝影觀之間的沖突，因此，“現實”這一評價本身極富批判意義和公共精神，也體現出“記錄”是攝影師的主導性價值取向。從照片的具體內容看，作者多關注底層、弱者、小人物，其公共性不言自明。不過，涉及死亡的部分圖片，其公共性卻與前述的“刺激性程度”發生了沖突，給倫理評價帶來了一定的復雜性。
類似的案例還包括2012年的周克華事件，被周克華殺害的市民，以及被擊斃的周克華本人，其倒在血泊中的遺體都在網絡媒體上得到了較為清晰的呈現。周克華遺體照片的披露，不乏證明兇手已死的實證價值，對于社會穩定不無意義，但因為發布方沒有對鮮血、彈孔進行任何技術處理，故而不能完全逃避“刺激性”維度的倫理評價。而遇害銀行儲戶照片的發表，不僅觸犯了這一“刺激性”禁區，還有可能造成“二次傷害”——面對具有公共性的死亡圖片，媒體、攝影師也要嚴肅地考慮它們可能造成的后果，即令那些經歷親人死亡的、痛苦萬分的家屬感受到更多的痛苦。對此，本文開頭所提及的“功利主義”和“絕對個人權利”構成了一套二維評判標準。功利主義者主張通過照片檢測環境變動、引發社會關注，而“絕對個人權利”的主張者則指出死者、家屬權利的不可侵犯性。這兩種標準各執一詞卻都不無道理，但在作出具體的評價時，還需要借助前述刺激性原則與公共性原則加以共同考察，并在實際操作中把握“度”的衡量與傳播效果的預測。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慘劇的視覺呈現有可能引發他人的警覺，從而盡可能避免相似的慘劇發生在自己身上，而部分受害人或受害人家屬，也愿意通過媒體傳播自己的苦難，這一點在倫理判斷中顯得尤為重要。美國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論壇報》刊登了燒傷者薩琦?沃克曼的照片，兩天后他們又發表了這個小女孩父母的一封信，解釋了為什么她的家人認為公眾需要看到這樣的照片：“我們希望你能知道，從她最初被灼傷而徘徊在死亡邊緣，到她這樣一個認為生活就是芭比娃娃和女童子軍的六歲女孩重新回到我們身邊，她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痛苦掙扎。當你在商店和飯館偶然遇見她的時候，第一反應可能是感到悲傷。但是如果你真的遇見她，我們希望你能像我們一樣，把她看作一個勇敢的小女孩。”'而照片刊登后也產生了好的效應，報社幫助受傷的小女孩湊齊了5萬多美元作為治療費用。
在死亡題材中，自殺事件具有較強的特殊性，因為自殺不是意外事件，而是包含著自殺者自己的人生選擇。需要我們思考的是：救人是否會違背自焚者的個人選擇，即便自焚者獲救，以后將會發生的情況是攝影師能夠控制的嗎？而因情感受挫、心理疾病、瞬間爆發的精神焦慮造成的自殺事件，因其公共性相對較弱、個人隱私性質較強，其拍攝、發表與否，則可能引發不同于南越自焚事件的評價。■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新聞攝影方向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江蘇省教育廳研究生科研創新訓練計劃“觀看秩序的瓦解與重建——社會視域中的當代中國攝影”項目研究成果）
注釋：
①趙楊、吳臻：《“托舉哥”遺體DNA本周內提取》，《海峽都市報》2012年7月3日
②何伊凡：《表現痛苦，但不能詳述》，《新聞與寫作》2003年第6期
③⑤任悅：《視覺傳播概論》第282頁、第27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④對于這一事件的介紹和討論，可參見陳力丹、胡森林：《記者職業行為的邊界何在》，《新聞記者》2005年第7期；吳新文：《超越道德苛求與道德放縱》，《新聞記者》2005年第7期
⑥肯尼思·柯布勒：《美國新聞攝影教程》第345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