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山和汶川地震媒體報道比較

【摘要】2008年汶川地震報道與2013年蘆山地震報道相隔5年，同樣的報道題材，同樣的情形，后者在遵循新聞職業道德和規范方面有了顯著的進步。本文從這個角度，對兩次地震報道進行了比較與分析。文章認為，蘆山地震的報道時效空前提升，以人為本的報道理念基本得到落實。但通過蘆山地震報道，也反映出一些問題，諸如較大的報道規模與實際損失情形有些不對稱、報道尚存在官本位現象、報道中媒體作秀等。

【關鍵詞】地震報道；新聞時效；尊重生命；監測環境；新聞職業道德

2013年4月20日8時02分，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我國媒體迅速跟進開展報道，及時發布傷亡和救援信息。而5年前的汶川地震，媒體對遵循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還比較陌生，呈現的問題較多。與汶川地震的報道相比，這次媒體對蘆山地震的報道，進步與問題并存。接下來本文從報道的時效、倫理、規模、議題、專業程度這五個方面進行對比和分析。

一、報道時效：及時迅速的反應贏得社會認可

蘆山地震報道中，我國媒體繼承了汶川地震報道中快速反應的傳統，做到了第一時間的報道。2008年，在汶川地震后32分鐘，新華網發布快訊，成為最早報道地震的網絡媒體。此次蘆山地震，媒體的反應速度也很及時，尤其是電視媒體，通過與民間地震預測網相聯，比官方提早報道了地震波的到來。

20日8時02分，四川汶川電視臺就突然中斷節目，插播防震減災局和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的緊急公告：“四川蘆山正發生有感地震，汶川將震感輕微，請做好避險準備。地震橫波還有42秒到達。”隨后開始倒計時。[1]這一緊急公告的播出，比官方中國地震臺網發布地震公告的時間（8時16分）早了14分鐘。電視臺工作人員利用電腦或手機上已安裝的預警軟件，在獲知地震信息后，即刻通過電視這一公共平臺向全社會告知，說明其反應之迅速。

在電視直播方面，兩次地震中反應最快的媒體有所不同。汶川地震后的下午3時，率先進行直播的是中央電視臺，推出了24小時的“抗震救災、眾志成城”特別節目。在蘆山地震后，地方衛視啟動直播的時間則走在了央視前面。8時20分，上海東方衛視最先開始直播報道震區消息，這距離地震發生剛過去18分鐘。但東方衛視在18分鐘內做了幾件事：信息核實、初步判斷破壞程度、決定報道的規模及需投入的力量，并整合可調動的資源。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啟動直播報道，體現出該臺應對突發事件的組織能力。

東方衛視的直播比央視提早了1個半小時，成為公眾在震后初期獲得有關震區消息的主要來源。它一方面播發來自新華社、國家地震局等權威信源的消息，另一方面聯系該臺駐四川記者和四川當地媒體的記者，播發震感范圍、破壞情況、救援組織情況，以及震區的山川地理背景和天氣信息。

廣播媒體的反應是第一時間啟動了應急廣播報道程序。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從4月22日起，以“國家應急廣播”為呼號，向蘆山縣開播定向的應急頻率。這是我國首次在重大災難事故中使用應急廣播。

二、報道倫理：以人為本的報道理念基本得到落實

與汶川地震相比，蘆山地震中的媒體強化了尊重生命的意識，以人為本的理念基本得到落實。地震災害中值得報道的事實有很多，但用悲慘和死亡來吸引社會目光，在道德上有違人性。2008年汶川地震后，有不少電視媒體直接展示遇難者的遺體畫面，未經任何處理；許多報紙將廢墟中慘不忍睹的尸骸照片刊登在顯著位置，文字報道中還有對悲慘細節的描寫。當年記者提問中的“二次傷害”也屢見不鮮，某電視臺記者曾攔下剛從廢墟中抬出的極度虛弱傷員，不顧采訪對象生命垂危，不斷進行提問，甚至還出現了隔著廢墟采訪壓在下面的人的情況。當遇難者家屬泣不成聲時，記者仍舉著話筒，提出“那是不是很絕望”之類的問題。這些缺少人性的做法成為后來傳媒界集體反思的重要方面，“災難報道要以尊重人的生命和尊嚴為前提”的理念成為行業共識。

這次蘆山地震報道，媒體整體上就比較克制了，至少沒有出現聚焦死者的鏡頭，也減少了對遇難者慘烈狀況的呈現。對地震中失去親人的幸存者的采訪，注重情緒的撫慰，為抓拍痛苦的鏡頭而誘導提問的情形較少。另外，地震發生后，浙江、湖南、江蘇等9個地方衛視停播娛樂節目和電視劇的做法得到社會認可，這一舉措雖然會影響廣告收入，但從尊重人性和公眾感受的角度看，無疑堅守了社會責任。

但仍有一些記者在報道中忽視了人文關懷。例如，某年輕女記者不斷追問一個失去女兒的母親，在其泣不成聲下仍在追問，并出手推搡旁邊的人不要擋住鏡頭。某地方衛視一位戴眼鏡的女記者，采訪中多次打斷醫生搶救病人的過程，采訪災民時總問他們今天喝到粥開不開心，3分鐘的報道問了好幾次“開不開心啊”。這種帶有強迫性質和俯視姿態的采訪，缺少對采訪對象的尊重和同情。與之形成對比的例子是，上海電視臺《新聞夜線》在和震區記者連線時，中間突然闖入一群村民向記者抱怨“已經3天沒水喝了”，這時記者并未因他們打擾直播而不滿，而是轉向撫慰災民，解釋情況，告知他們正在通過電視反映這里的困境，希望不要情緒激動，隨后再完成連線直播。這位記者尊重災民的態度，才是符合以人為本理念的做法。

三、報道規模：過度反應造成盲目報道和信息不對稱

中國媒體在汶川地震中積累了災難報道的經驗，這次蘆山地震發生時，媒體應對突發災難的實力比汶川地震時提高許多，對地震的重視程度也大大提高。為了挖掘到更多的新聞資源，不輸給同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媒體都紛紛派出記者到震區采訪，展開新聞競爭，但龐大的采訪隊伍卻造成了采訪扎堆，甚至干擾到了救援。為了顯示對蘆山地震的重視，不少媒體派往一線的記者人數大大超出了實際報道需要，出現過度反應、盲目報道、供過于求的情況。

例如，某通訊社派出了包括文字記者、攝影記者、音視頻記者、司機、技術人員在內的121人的采編團隊，并發布在官網上，使不少網民質疑這會為災區“添堵”，增加災區負擔。災難報道不是湊熱鬧，前往災區的記者也并非越多越好。記者即使為了搶新聞，也必須從災區的現實出發做出決定，更理智的選擇是先派出一部分記者了解情況，之后再根據需要分批次補充力量。

媒體為什么會出現過度反應？從社會心理的角度看，兩次地震都發生在四川，蘆山地震的發生喚起了人們對汶川地震的社會記憶，媒體不自覺地就以應對汶川地震的報道規模，來應對雅安地震。但實際上兩次地震的情況是有差別的。不少媒體缺少地震方面的專業知識，一聽到蘆山地震的震級有7.0級，就以為非常嚴重。但衡量地震破壞力的不是震級，而是烈度。來自地震專家的判斷是：“蘆山地震震中烈度大約為Ⅸ（9）度，而汶川地震震中烈度為XI（11）度……整體而言，蘆山地震的災情應小于5年前的汶川地震?！盵2]搜狐微博的總監程剛也發現：“前方記者回來的判斷告訴我們，災難量級和受災范圍沒那么大，至少和救災響應速度和規模完全不匹配?！盵3]

結果，與災難量級不相匹配的報道規模，帶來了新的問題。根據李普曼的“擬態環境”理論，[4]媒體通過向公眾提示的信息環境，也會對現實環境產生影響。各類傳媒是遠離震區的人們了解震區情況的主要渠道。因而，當媒體連篇累牘進行轟炸式報道、反復強調嚴重傷亡、不斷進行愛心動員時，人們就會根據媒體提供的信息，在無形中得出認識：震區情況危急，需要更多的人去救援。這種判斷，反過來會影響人們的現實行為，結果激發更多的人擁向震區，熱情地提供救援，卻造成道路的擁堵，甚至連專業救援隊伍也進不去。這樣的結果恐怕是“好心辦壞事”了。面對災情，媒體應當首先作出科學理性的判斷，“國力投入、媒體動員、民間參與，要與災難損害符合比例原則，太超過即不成熟”[5]。如果一直傳遞與實際情況存在較大差距的信息，只會加劇公眾與災區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最終帶來的只有盲目救援的負擔和愛心過剩的尷尬。

四、報道的議題：其他無關議題沖淡了跟災情直接相關的議題

媒體在地震報道中首先應當成為信息的傳遞者和告知者，報道最核心的議題應該是災情，比如及時告知公眾災區還缺哪些物資、救援還有哪些困難等實用的信息。但在蘆山地震中，其他議題卻沖淡了媒體對災情的關注，跑題的現象時有發生。

比如，許多媒體著力于報道著名企業或明星對震區的捐款行為，“××機構向蘆山震區捐款多少萬元”的標題屢屢見諸報端、電視新聞和網頁中。結果激發的是網民對捐款金額數排名的熱情，并陷入對捐款者善心大小的無謂討論中，沖淡的卻是真正重要的救災信息。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汶川地震中，當時許多大型賑災晚會通過電視直播出去，各類媒體上都聲勢浩大地展現企業和個人的慷慨，賑災話題的報道勢頭蓋過了救災話題。

反觀日本媒體，在2011年“3·11”地震后，很少能夠在傳媒上見到社會捐款的新聞。原則上不對社會賑災進行報道，是日本災難報道不成文的規定。因為在巨大的災難面前，對各類企業、明星賑災行為的報道，都是與救災基調不符的。帶有商業廣告或宣傳意味的報道，或是借災難展示慈善形象，不應當是一個發自真心行善的企業或個人應有的選擇。所以，理智的媒體都不會將賑災行為當作新聞來報道。我國傳媒在兩次地震中，將賑災捐款作為一項重要的議題大加報道，是不應該的。就像有評論說的那樣：“災難現場畢竟不是曼哈頓夜色下觥籌交錯的‘慈善晚宴’，所有人的一切行為必須克制、低調、淡化自我，時刻以災民和救災為中心?！盵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