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汶川到蘆山——災難性報道的外宣實踐

汶川大地震報道為中國的危機傳播樹立了一個典范。大地震發生在同年的中國南方冰雪災害和拉薩“3?14事件”之后。這兩件事，一個被外界指為“政府反應遲鈍、救災不力”，另一個被國際社會批評“驅趕媒體、信息不開放”，這讓汶川地震后政府與媒體的作為更加引人關注。

汶川地震報道成為災難性報道的“參考坐標系”

地震后，媒體第一時間報道、政府第一時間發布消息、領導人第一時間趕赴災區、敏感問題第一時間觸及與回應，報道規模空前，“溫度”與深度并重。

幾乎所有西方媒體對汶川大地震后中國媒體的“迅速靈活”和政府的“開放透明”都褒獎有加，民眾也適應了由媒體引領的信息公開模式：政府主動積極發布，國內外媒體全方位參與，網民記者與傳統媒體初步互動。汶川大地震報道讓更多人意識到，信息公開（特別是負面信息公開）不會損害黨、國家和政府的形象，反而會提升其威信；信息篩選的消失也并不必然導致公眾恐慌的出現，“開放”和“混亂”沒有必然聯系。

雖然報道中仍然存在盲點，但可以說，汶川大地震已成為一個“參考坐標系”，其后中國每一場重大災難后的信息公開程度都會與之比較，倒退已經變得越來越難。

汶川大地震讓人們真切地看到了一場重大災難的原貌與全貌，為信息公開條件下的災難報道提供了參照。一些汶川大地震時發展出的報道模式也日漸成熟，對玉樹地震、蘆山地震的報道產生重要影響。比如在地震報道幾個階段的劃分和各階段的議程設置上，汶川大地震就提供了一個完整且成功的樣本。

蘆山地震后，對災情嚴重性、各方馳援、領導人災區活動、哀悼日、災民自救與互助、救援難度與進度、善后和安置工作、反思災難暴露出的問題、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影響等相關報道都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汶川大地震的報道方式，新華社在震區設立報道“前指”、開設業務群（從短信平臺到微信群）溝通前后方、記者置身事件并注重表現情感為主的話語形態、對外報道以對外電的實時監控提升報道針對性和有效性、英文報道強調每日都有現場特寫和綜合各方消息的長篇報道，甚至是關注震區的熊貓狀況等，都是對汶川大地震報道經驗的借鑒和發展。

災難性報道的突破

“非典”時期，政府從嚴密控制信息到以正面宣傳為主，反復向人們強調社會是安全的，反而導致人心惶惶，謠言四起，最終“天災變人禍”。“非典”倒逼政府加速信息公開立法，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汶川大地震發生前兩周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可以說“非典”為信息公開開創的局面在地震中充分顯露出來。

汶川大地震報道中，中國媒體對地震情況給與了全方位覆蓋性的報道，第一時間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尊重傳播規律，既報喜也報憂，毫不避諱地披露了諸如死亡人數不斷上升、堰塞湖帶來巨大威脅、救災進程艱難等負面信息。此外，外國媒體被允許進入災區報道。

可以說，媒體引領了政府信息公開。汶川大地震報道基礎上提出的“及時準確、公開透明、有序開放、有效管理、正確引導”二十字方針成為中國媒體公共突發事件報道的重要原則。

蘆山地震將世界的目光再次聚向四川山區，媒體報道了舉著“我冷、我餓”標語牌的災民，發出了“為擁堵的救援通道讓路”的呼吁，網絡上也能看到《川震揭示中國貧困一面 實現中國夢須艱苦努力》這樣的新華社稿件，能聽到媒體對“最美新娘”和“遇難志愿者”的不同聲音，而且地震發生4個多小時后，四川省政府就舉辦了首場新聞發布會……蘆山地震報道不僅延續了汶川大地震的有益報道模式，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在進一步摸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