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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引發災難性報道的傳播生態變化 汶川大地震時，最具核心地位的媒介無疑是24小時直播的電視。據報道，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僅十幾分鐘，時任中宣部部長劉云山就親自給中央電視臺臺長打電話，要求央視進行不間斷直播，讓受眾第一時間了解抗震救災情況。全世界通過真實的影像目睹了地震的慘烈和救援的艱辛。此后，“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成為中國新聞界處理突發事件的基本準則，這種進步也被海內外各界稱道。 2008年，雖然網絡已經成為汶川大地震第一個報道者，但并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災難報道的傳播生態。汶川地震那一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手機大國，微博用戶迅速增長，虛擬空間開辟救災第二戰場，也成為新聞報道拼搶的首要陣地，微博成為最大的信息交匯集散地，也成為新聞報道的選料地。 蘆山地震初期，各媒體記者還在趕赴災區的路上，微博上已經大量轉發受災民眾自己拍攝的震后房屋倒塌場面和現場描述，它們都成為傳統報道和新媒體報道的素材。于是，從報道創意、內容選擇、報道組織策劃、采訪、傳播這一系列流程在幾乎即時同步的新媒體環境下可以相繼完成。 而前方記者通過業務微信群回傳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后方編輯根據記者口述的一段段所見所聞的音頻素材，整理加工成特寫、通訊等稿件，實現了記者采集、編輯加工的專業化分工。這讓人想起雷德侯在其《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中的闡述：兵馬俑、地獄圖這些看似復雜的藝術品實際上由標準化的模件組裝而成。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報道實際上已經實現了模件化生產——采訪對象的引語被前方記者用手機錄下，再加上自身感受，和拍攝的現場圖像一起通過微信賬號傳回，后方文字編輯將引語綜合到稿件中，并按照圖片內容描寫現場，并加入前方記者感受；圖片編輯處理圖片；新媒體編輯將語音整理成若干文字微博播發，再將語音制作成“蘆山聲音”嵌入文字稿中等待點擊播放，將圖片貼附在文字微博和文字終稿上打包發送。如果一條稿件需要綜合各方情況，則通過微信群指揮，不同方位、手頭“有料”的記者各自傳回一個個“模件”，由后方拼接成器。這樣的操作方式實際上已經在蘆山地震的報道中廣泛使用。 災難中媒體的追問 一個民族從災難中吸取進步的力量，離不開對災難的細膩觀察和深度解剖。汶川地震時，媒體追問校舍建筑質量、公眾防災意識；蘆山地震時，媒體追問救災志愿者的專業程度，都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這些議題也沒有停留在地震發生當年，包括香港捐助的災后重建學校被強拆在內的一系列長尾新聞、斷尾新聞和后發新聞，甚至在地震后的幾年都被媒體一次次追問和監督。 災區是一種特殊形態下的社會，其重建恢復過程中需要媒體的監督。事實上，當突發事件發生一段時間后，海外媒體對事件的了解已經比較全面，開始轉向一些關于災害原因分析、災后重建舉措的深度分析性報道，對外報道首先要敢于碰這些所謂的敏感話題，其次要客觀報道，既說不足與問題，也說努力與困難。 新華社對外部在汶川地震后就曾播發《中國四川開始對地震校舍倒塌問題進行調查》《四川地震災區海外救災物資發放大追蹤》等稿件，就是有針對性地回應這些報道議題。 蘆山地震中，志愿者人多成“災”，社會車輛阻塞了救援的生命通道，一些缺乏專業知識和設備的志愿者也擠占了災區的資源；救援體系日益成熟，但也暴露出協調不夠、應急措施不合理的問題，比如救災物資過于集中在蘆山縣城，而下面的鄉鎮、距蘆山僅幾十公里的重災區天全縣幾乎成了被遺忘的角落。媒體在地震中將這些信息公布，比如新華社播發《（銳話題）災難面前，志愿服務如何幫忙而不添亂？》《新聞分析：讓震區應急車道保持通暢》等稿件，分析救災中的“理智與情感”，用新聞報道加入救援行動。救災告一段落，不少媒體開始追問“從汶川到蘆山，我們進步了嗎？”藉由這樣的追問，災難中暴露出的短板才被“監督”著補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