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汶川到蘆山——災難性報道的外宣實踐

災難性報道中的媒體失范

如何把握報道的煽情性和客觀性是媒體需要思考的重要內容。蘆山地震后，大量記者進入災區，一方面，災難報道娛樂化的傾向早已出現；另一方面，出現了報道濫情化的情況。對汶川地震中形成的報道經驗和報道模式的借鑒讓蘆山地震報道“用力過猛”，一些地震中涌現出的英雄人物被過度拔高，一些原本只有淡淡哀傷的場面被渲染成絕望、悲愴，烘托凄冷的氣氛，刺激公眾淚腺，似乎汶川大地震時出現的場面和故事也都應該在蘆山重現，似乎一定要出現幾個“最美XX”，一定要有72小時后的生命奇跡。一些媒體“寧求其奇而不求其真”，導致了報道失實。

另一方面，新媒體時代，信息海量、傳播速度快，一些媒體受媒介經濟環境影響，以經濟倫理來指導新聞傳播，為博取眼球，未經認真核實便轉發消息，導致假新聞的產生。

雖然蘆山地震時，大多數媒體人已經開始用“我是否在消費災難”來時刻提醒自己、規范自己的發問和寫作，但仍然發生了“記者問災民：‘開心不開心’？”這樣的失范行為。

中國媒體在實現了“以傳播者為中心向接受者為中心”的轉變后，應該進一步思考一味迎合和討好受眾是否失當。應該有一部法律法規來明確災難報道中的失范行為并提出相應懲罰措施，同時也要加強對新聞從業者的培訓。

災難性報道中的謠言控制

幾乎每一場災難都會引發謠言，特別是新媒體環境下，謠言披上新聞性外衣，借助新媒體傳播，又被傳統媒體當作新聞誤用，給災難報道中造成巨大負面影響，比如蘆山地震中十大謠言就包括：“尋找徐敬回家”、“磁鐵預報地震”、“一條搜救犬反復被‘犧牲’”、“‘地震解密之祖’預測地震”、“雅安又一救災軍車墜崖”、“紅會稱‘不捐500萬不能進災區’”等。它們在新媒體上廣為傳播，較難識別，被一些傳統媒體當作地震中的“大新聞”播發。

危機事件發生后，信息不公開或遲公開往往導致流言或謠言滋生，最終引發社會動蕩及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質疑。

汶川地震和蘆山地震中都出現了“某時某地將發生大震或余震”“紅會濫用捐款”“三峽大壩誘發地震”等謠言。這些謠言均引用權威機構作為信源，利用民眾情緒和期待與信息的真空，通過網絡等現代信息傳播工具傳播，普通人在短期內都難以核實。

地震后，一些難以核實的消息借助傳統媒體和自媒體傳播，進一步加大了甄別的難度。比如，蘆山地震后“又一救災軍車墜崖”的消息（后被證明是對打撈此前墜河運輸車視頻的裁剪）就在微博上廣為轉發；另一條“XX媒體記者XX剛剛從蘆山縣震區現場發回的消息，救援隊伍從蘆山縣城南街229號挖出一名幸存者”的消息（后被證明發現的是一只鴨子）。在“黃金72小時救援期”后出現這樣令人期待和振奮的奇跡，又由中央媒體一個有名有姓的記者在有門牌號的救援現場發回，其真偽性確實極難判斷。

辟謠者需顯示出誠意，展示信息透明度，并且要“足夠快”。辟謠是一門棘手的藝術，特別要注意方式方法。法國人卡普費雷在他那本《謠言》中說：“辟謠是過了時的信息，幾乎是在潑冷水，它破除人們的幻想，讓他們回到平庸的現實中……謠言討人喜歡，辟謠只能是使人掃興。”

有研究顯示，即使人們不相信謠言，也會受其影響。因為直接辟謠，要重復謠言內容，反而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人們有時閱讀辟謠消息后，記住的只是謠言內容本身。所以，一些謠言通過側面澄清反而比直面回擊效果好。比如，蘆山地震期間，有人發微博稱在前方伙食點只給軍隊供應伙食，災區百姓只能等軍隊吃剩下后再排隊領餐。成都軍區“雅安蘆山抗震救災”官方微博沒有針對這一謠言做直接回應，而是將救災部隊前方紀律公布在微博上，并歡迎社會監督。網友反映很積極，稱贊聲占絕大多數，謠言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