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價值”三題

“紀錄價值”一語出自英國人約翰·格里爾遜（1898—1972）。1926年2月8日，美國人羅伯特·弗拉哈迪（1884—1951）第二部紀錄片上映次日, 格里爾遜在紐約《太陽報》發表評論，提出“作為對一位波利西尼亞年輕人日常生活的視覺化描述，《摩阿拿》毫無疑問具有紀錄價值。”這句話反復被人引用，大家強調的是格里爾遜第一次使用了“紀錄”這個術語，其實，后面的“價值”一詞也不可忽略。“紀錄價值”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每個拍紀錄片的人，都在尋找具有“紀錄價值”的東西，至于那到底是什么，可能會因人而異，理解不一，殊難斬獲。

一、里芬斯塔爾與“紀錄價值”

世界紀錄片發展歷程中出現過不少大師級的人物。德國人萊妮·里芬斯塔爾（1902—2003），便是其中一位。她活了一百零一歲，一生充滿傳奇和爭議。她20世紀30年代拍了兩部有名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1935）、《奧林匹亞》（1938），是納粹的反動宣傳片，卻又成為公認的紀錄片經典。其中似有值得思索的東西。

（一）桑塔格對里芬斯塔爾的評析

里芬斯塔爾1902年8月22日生于德國柏林維丁區。她被稱為舞蹈家、電影演員、導演、制片人、攝影家、作家，執導紀錄片四部：《信仰的勝利》（1933）、《意志的勝利》（1935）、《自由之日》（1935）、《奧林匹亞》（分民族的慶典、美的慶典上下部，1938）。其中有三部是為納粹黨代會而拍。《奧林匹亞》1938年4月10日公映，獲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上世紀戰后到六七十年代，對于里芬斯塔爾的甄別與批判一直沒有停息。新近關于世界紀錄片論著（包括中國），仍不乏筆涉里芬斯塔爾者。然而，影響最大或說最為重要的，是美國文論家蘇珊·桑塔格的批評。

桑塔格（1933—2004），聲名卓著的“新知識分子”，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與法國的波伏瓦、德國的阿倫特并稱西方當代女知識分子三杰。關于里芬斯塔爾，桑塔格在1965年的《論風格》中提出“重新評價”：“把萊妮·里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稱為杰作，并不是在以美學的寬容來掩蓋其納粹的宣傳。其中存在著納粹的宣傳，但除此以外還存在著別的一些東西。如果我們排斥，就是我們的損失。這是因為，里芬斯塔爾這兩部影片（在納粹藝術家的作品中別具一格）展現了靈氣、優美和感情的復雜動態，超越了宣傳甚至報道的范疇。……通過作為電影制作人的里芬斯塔爾的天才，‘內容’已——我們即便假設這違背了她的意圖——開始扮演起純粹形式的角色。” [1]

到了1974年，針對里芬斯塔爾對蘇丹努巴人采訪出書而引發的吹捧與爭議，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主義》中，對于《意志的勝利》《奧林匹亞》及《最后的努巴人》（1970年初由德國出版第一本）的法西斯主義的主題，作了毫不留情的抨擊。她說：“里芬斯塔爾整個四部受委托而制作的納粹電影——無論是關于黨代會、國防軍，還是關于運動員——都是對身體和團體的再生的禮贊，這一再生的獲得均有賴于一個具有不可抗拒魅力的領袖的崇拜。……納粹電影是描述業已建立的共同體的史詩，其中，日常的現實通過狂喜的自控與謙卑而被超越；它們講述的分明是權力的勝利。《最后的努巴人》是一首里芬斯塔爾稱之為‘被她領養的民族’的原始人行將滅絕的美和神秘權力的挽歌，是其法西斯宣傳片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即便如此，桑仍然承認“《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無疑是一流的影片（它們或許是迄今為止兩部最偉大的紀錄片）”。對于后人接受里芬斯塔爾作品的現象，她指出：“對里芬斯塔爾的片子，人們采取的策略是濾除其電影中有害的政治意識形態，只保留它們的‘美學’優點。……里芬斯塔爾的片子至今仍舊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原因多種多樣，其中之一就是人們仍舊懷有片中所表現的渴望，這些片子的內容說的是一個浪漫的理想，許多人仍然把自己與這一理想聯系在一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