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價值”三題

1、非虛構性

這是“紀錄價值”的真相價值。非虛構性，是紀錄片的底線，不能突破。

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有個著名的論斷：“將實在敘事化就是一種虛構。”[3]即認為歷史的實在與被書寫的歷史不是一回事。另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諾埃爾?卡羅爾則提出不同觀點：“歷史敘事是創造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它們是杜撰的（因此是虛構的）結論。敘事是一種再現形式，并且，在此意義上，它們是被創造出來的，但這并不排除它們具有提供準確信息的能力。……有依據的推理想象并不屬于虛構，只有憑空的杜撰才是虛構。”⑧卡羅爾實際上也講清了藝術中非虛構與虛構的關系。紀錄片不排除敘事和想象，但與劇情片不同，前者屬于“有依據的推理想象”，后者則為“憑空的杜撰”。里芬斯塔爾紀錄片與《海豚灣》的共同特點就是非虛構性及其紀錄的震撼力。

非虛構性，是“紀錄價值”的基石與生命線，是制約紀錄片敘事與想象的重要規則。概而言之，對于紀錄片來說，非虛構性就是對原始素材、事實原態、事件真相的記錄。由此造成紀錄片的開拓性、發現性或揭發性，從而具備潛在的文獻價值。

具體地說，究竟什么不可虛構？

紀錄對象（人、社會與自然）的素材原態，不可虛構，須真人真事真物真境；核心事件（包括背景、原因、過程、結果）不可虛構；主要的時空環境，不可虛構。

這里的難點，顯然在歷史領域。對于歷史上的人與事件的追尋、發現，記錄者不在場，如何運用史料、實物、故地、見證者，真相披露的程度會大不相同。于是就出現了搬演、擺拍、重構等替代辦法。這種重述、復原的紀實手段，已被紀錄片歷史所認可。但處理不好，也會影響“紀錄價值”。

最近，戲劇化的搬演似乎越演越烈。中央電視臺九頻道播出的《屋脊上的王國》、《密碼疑云》等，由于搬演過度使其“紀錄價值”大打折扣。《屋》片追尋西藏高原上一個“古格王國”，講述者是西安考古所一位研究者，史料依據只有一本當年葡萄牙教士安德拉德的回憶錄、一片黃土遺址，及發掘出的一個紙面具。整個故事復現，除了考古者的講述，全是搬演：建天主教堂，王后帶12人皈依天主教，國王與弟弟的僧侶集團之間的殘殺，如故事片一樣，人物衣飾神態很難讓人認知那是公元864年間的事。《密》片則演繹電視劇《風語》的故事原型，密碼天才、數學家陳家鵠沒出現，美國密碼專家、軍統女特務、汪系間諜則全是扮演，完全是《風語》的微縮版。不但敘事的戲劇化仿演過度，人物談話的膨脹，也是目前沖談紀錄片事實含量的添加劑。

2、選擇性

這是“紀錄價值”的選擇價值。強調紀錄的“非虛構性”，是要屏除紀錄片人為、編造的因素。實際上，并不存在純客觀的紀錄與再現。美國“直接電影”“墻上蒼蠅”式的被動觀察法，不值得提倡。由人掌握攝像機，觀察拍攝，片子完成于剪輯臺上，就必然有對事實、現象的選擇、取舍（其中審美理念具有重要作用）。這種主觀對客觀的介入，如果不丟棄、損害素材本真、原態的東西，那就只能強化紀錄描述的選擇針對性和美學意味。中國紀錄片導演孫曾田這樣總結自己的體會：“紀錄片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選擇，編輯的時候就是提煉。”

紀錄選擇可包括：

題材對象選擇。如重要的或有特色的人物事件、歷史疑案、災難變故、底層民生、大千世界等等。四川電視臺反映汶川震后的紀錄片《劫后》，先是拍一個村民小組長、婦女主任熊某。一天正拍熊主任在家做飯，外面進來一個滿頭銀發、背著裝滿廢品背簍的老人。老人看樣子挺疲勞，卻給了大家一個燦爛的笑。導演大受感動，決定改拍劉婆婆。這種主要人物選擇的改變，顯然是著眼于“紀錄價值”。

場景細節選擇。如自然風光、生物探奇、地理歷險等等。法國紀錄片《微觀世界》中的甲蟲打斗、屎克郎推糞球就是很難捕捉的精彩細節。

形式風格選擇。如紀錄形式、視聽語言的多樣化探索等等。

3、思想信息性

這是“紀錄價值”包含的思想價值、信息價值。指紀錄片所容納的社會政治思想觀念、歷史考察資訊和人文精神，以及有關人類境況、自然生態等各種知識信息。紀錄片的思想含量越大，知識信息越密集，其“紀錄價值”也就越大。流傳甚廣的《和諧拯救世界》（由已故演員陳曉旭資助拍攝），紀錄對凈空法師的10個小時訪談。談話以池田大作與湯恩比對話為由頭，縱談世界，警告世人。

科學紀錄片《隱形世界》（九頻道播出），揭示諸多電學隱秘。片中拍出人眼看不見的高壓電的“電暈”影像，和水映陽光的七彩“光譜”。紀錄片拍到一位美國電視工程師阿侖，他白內障嚴重，植入人工晶體后視覺變異，竟可看到紫外線。由此通過專家考察，解開了后印象主義三杰（凡高、塞尚、高更）之一高更晚年的創作之謎。出于同樣原因，晚年高更左眼手術后視覺變異，他所見的花園、樹叢，與正常人不同，因而色彩奇異，獨出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