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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一種新型的文化發展形態和文化現象，文化產業在世界上引起人們普遍關注并對其展開研究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世界文化發展浪潮中，文化產業的概念不斷嬗變，內涵日漸豐富，專家學者對文化產業的概念進行了系統研究，但至今尚未形成一個權威、標準的定義，沒有形成統一的稱謂。準確把握文化產業的概念和分類，對于中西方文化產業理論發展的嬗變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進而能夠促進國內文化產業理論研究，推動新時期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
【關鍵詞】文化產業；概念；分類
“文化產業”概念源起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Ado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1947年對“大眾文化”的爭議和批判。自從他們把“文化產業”納入研究范疇以來，文化產業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便得到了學術界和各國政府的高度關注，文化產業的變遷和發展促進了各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目前，在我國學術界，文化產業同樣是內涵豐富、具有多重含義的概念。
一、文化產業概念區分
目前給“文化產業”這一概念界定一個準確的定義還是比較困難的。如果從最為廣泛的人類學意義上來說，“文化”是一個“獨特人群或社會團體的‘生活全貌’”，由此可以引申出所有的產業都是文化產業，因為所有的產業都與文化的生產和消費有關。然而事實上，倘若我們將文化定義為“社會秩序得以傳播、再造、體驗及探索的一個必要（雖然并非唯一）的表意系統（signifing
system）”的話，“文化產業”這一術語的表述和使用就會更加精準和嚴謹。簡言之，文化產業通常指的是與社會意義的生產（production
of social
meaning）最直接相關的機構（主要指營利性的文化企業機構，但有時也包含公益文化事業單位和國家組織及非營利組織）[1]。因此，關于文化產業的定義大都應該包括廣播電視、書報刊出版、廣告以及表演藝術等。而所有這些文化活動的首要目標都是與受眾溝通并創作文本，最終多以文化產品的實體形式呈現在受眾面前。從廣義上講，所有的文化制品都是文本，但由于它們可以任人解讀，必然會造成認識上的偏差，有些概念甚至還時常混雜在一起。
（一）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
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是相對應的概念，長期以來，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在很多場合和領域混合使用，人們沒能準確認識到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伴隨著快速發展的高新科技和不斷進步的現代生產方式，文化產業日益融入大眾日常生活視野并風生水起逐漸成為一種新興產業。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體兩翼。
一般來說，文化事業是由政府主導，具有公益性質，通過提供無差別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而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文化產業則由市場主導，是經營性的，主要利用市場來配置資源，推動文化企業發展壯大，調動更多非公益性資源和民營資本激活文化市場，以豐富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滿足人們多元化的精神需求。[2]從資本來源上看，文化事業的生產資本由國家或社會統一集中提供；而企業商品生產的資本來源則不同程度地呈現出多元化，廣泛吸收民營經濟進入文化產業經營領域。從管理體制看，文化事業通常實行公益性管理體制，文化產業實行經營性企業管理體制。從調控方式上看，對企業單位，國家主要通過稅收政策、法律制度和價格杠桿進行間接調控并進行合理引導；而對文化事業，則偏重以國家直接調控為主。
文化事業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社會公益性。絕大部分公益性文化事業如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美術館等都是國家投資興建和撥付日常經費進行管理的，理所應當歸社會全體公民所有。二是社會共享性。公益性文化事業為社會公有并且共享。三是社會公用性。主要是為最大限度地滿足不同層次的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多方面需求，更好地服務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大力發展群眾文化事業。
在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方面，文化事業起著重要的文化服務引導作用，文化事業導向和滋養著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業是文化產品的市場化，可以增強文化發展的生機和活力，激發社會開辦公益事業的積極性，加快文化消費步伐，滿足人們對文化消費的需求。文化產業的發展對文化事業的建設具有基礎性的補充作用，兩者相互區別又緊密聯系，都是社會主義特色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實現形式。[3]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推行十多年來的文化體制改革很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明確了新的文化建設理念，明確區分了文化事業由政府主導，文化產業由市場主導。文化產業既有商品消費的經濟屬性，又有精神享受的意識形態屬性。文化產業既可以成為一個國家實實在在的強大經濟實體，又能體現國家軟實力，是一個具有無限生機的經濟增長點，能夠為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4]在全面推進文化強國戰略的時代背景下，推動文化事業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要“兩手抓、兩加強”，要尊重兩大規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規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處理好兩對關系——文化發展之“魂”與文化傳播之“體”的關系，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加快文化產業發展，并不意味著只注重市場規律而不遵循文化發展規律，不能隨意夸大或簡單理解發展文化產業就是文化產業化或文化市場化。在加快文化產業發展進程中始終要引導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自覺擔當社會責任，絕不能以犧牲社會效益、影響和諧穩定及國家安全來獲取經濟效益。[5]
（二）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
在國家層面，我國對文化產業和創意產業這兩個概念的使用有著明確的區分，并沒有不加區別地對待。在《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倍增計劃》以及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報告中涉及有關文化產業內容時，普遍使用“文化產業”這一概念。兩者主要區別在于“創意”二字，文化產業并不是創意產業，創意只是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途徑和手段，而所有的文化產業都只是圍繞著創意來展開活動的。
英國最早提出“創意產業”這個概念。20世紀末，英國政府提出把文化創意產業作為英國振興經濟的聚焦點，專門成立了“創意產業特別工作小組”，將文化創意產業提升到國家戰略發展高度，首次明確提出了“創意工業”(creative
industries)的概念，主要指那些充分運用個人的天分、技藝、智慧，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前提下通過循環開發進而創造就業機會和潛在財富的藝術思維活動[6]。“創意經濟之父”約翰·霍金斯①根據“有想法的人，特別是有自己想法的人，在很多情況下比操縱機器的人更有力量”的基本判斷，對創意產業做出較為寬泛的定義，他認為構成創意產業和創意經濟的主要內容具體包括藝術設計、專利申請、商標營銷和版權保護。任何一種文化創意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知識背景下，依靠人的靈感和創新，借助現代科技提升傳統文化要素的內涵和品質的，不是對傳統文化的簡單復制、加工和移植，創意活動融注了最大的個性特質。
創意產業區別于文化產業的最大特征主要在于它高度集納了創意元素、文化因子和科技力量，三者相互作用并深度融合，形成了高智慧、高文化的新型產業集群。[7]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中，知識產權、文化產品及服務被認為是創意產業的核心內容。在國內，北京最早認定了文化創意產業的分類標準，側重從文化產業價值鏈的角度重新定義創意產業——以創新為根本要素和途徑，突顯文化內核和創意價值，主要體現了以知識產權實現或消費為交易特征的行業集群特征。[8]而相對于文化產業，具有信息密集性和高知識性特征的創意產業是高智慧和創意的結晶，始終處于價值鏈的高端。任何一種創意活動都必須在一定的知識背景下，利用人文積淀，通過重塑傳統產業結構來完成創意點燃和價值實現。如當今的3D電影、3D打印和高清數字電視等高科技文化產品都是通過數字新技術完成的。沒有創新也就沒有創意，創意是一種新科技理念。由于創意產業處于文化產業價值鏈條的高端環節，因此它的創新思維凝結在文化產品及服務當中，通過價值傳導進而實現它的附加值增加，完成跨行業、跨領域的重組與合作，進而推動文化產業實現深度發展。
創意產業與文化產業關聯極為密切。文化中有創意，創意中有文化。無論是在學術研究領域還是在政府制定實施決策方面，對“創意產業”一直存有較大分歧，特別是一談到文化必然提及文化產業，這一對平行的概念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也有顯著差異。有時創意產業與文化產業之間有明確的區分，有時二者之間又可以互換使用。[9]在我國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形勢下，雖然強調創意產業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在知識創新、產業升級和效益倍增等方面有巨大的增量空間，但由于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條件所限，且與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目標、側重點等方面有所不同，與我國倡導的自主創新也不完全一致。因此，目前看來，盲目照搬英國等國的創意產業發展模式既不符合我國國情，也不利于政府的統一管理。在理論和實踐上加強兩者研究，有助于明晰各自歸屬的產業邊界，廓清文化產業與創意之間認識上的誤區。
二、文化產業的分類
文化產業包含的內容和門類非常豐富，是一個多系統多組織構成的有機整體，長期以來沒有一個規范科學的分類標準，現在的分類標準是在各種產業分類標準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因為對文化產業進行分類有一定的難度和復雜性，加之文化產業概念的模糊性、不確定性和多義性，世界各國地域、經濟、文化背景、產業政策等各不相同，所以與文化產業的內涵和外延相對應的文化產業分類標準和體系也不盡相同。隨著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各國政府紛紛采取措施，根據各自的國情和發展目標制定本國的文化產業分類體系，以應對文化產業發展帶來的各種挑戰和機遇。
目前在國際上各種產業分類標準中，以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費希爾在其1935年出版的《安全與進步的沖突》一書中提出的三大產業分類法最廣為人知。根據社會生產活動的歷史發展順序將全部經濟活動劃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為農業，第二產業為工業和建筑業，第三產業主要指“服務業”，即為生產和消費服務的部門，包括除第一、二產業之外的其他相關產業。除此之外，一些國際組織根據組織內部的產業劃分原則也制定了自己的產業分類標準。從世界范圍看，文化產業從組織結構上基本可以劃分為三類：一是生產與銷售以相對獨立的物態形式呈現的文化產品的行業（如生產與銷售圖書、報刊、影視、音像制品等行業）；二是以勞務形式出現的文化服務行業（如戲劇舞蹈演出、體育、娛樂、策劃、經紀業等）；三是向其他商品和行業提供文化附加值的行業（如裝潢、裝飾、形象設計、信息咨詢、文化旅游等）。
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文化產業的闡述不盡相同。由表1可見，世界各國根據本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實際狀況，分別對本國文化產業進行了具體而宏觀的行業劃分。最早建立文化產業分類標準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其定義如下：文化產業就是按照工業化的生產標準，經過生產、復制、流通和傳播等主要環節的一系列活動，強調其知識產權的屬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文化產品的工業標準化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角度進行科學界定，為我國建立文化產業分類框架提供了重要參考。我國學術界對文化產業的分類也有系統研究，但劃分類別上存在差異性。21世紀初，有學者認為，我國文化產業已經初具規模，初步形成了包括文化旅游、新聞出版、廣告、娛樂等較為細致的綜合性文化體系[10]，但劃分范圍太寬泛，過于籠統。另有學者將文化產業區分為文化藝術、文化出版、廣播影視和文化旅游等四個領域[11]。這種粗略劃分雖有些過于狹隘，缺乏具體操作性，但劃分較為清晰。為更好適應我國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制定科學規范的分類標準和體系已勢在必行。
我國統計部門最早于1985年首次把“文化藝術”納入第三產業統計項目中，開始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相對成熟的產業分類標準，并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文化產業分類標準和體系。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加強文化建設，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在國家文化產業發展形勢下和國家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下，制定科學的文化產業分類標準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2004年國家統計局會同多個部門廣泛調研、共同研究，在《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02）的基礎上制定頒布了作為首個國民經濟分類指導標準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首次對文化產業的內容進行科學劃分和全面統計，有力地推進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宏觀發展決策的制定實施。此次分類標準對文化產業概念的界定提供了有價值的思考，認為文化產業是為全社會提供各類文化產品及服務的相關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相關聯的圍繞文化消費的活動集合。主要包括文化產品制作、文化產品銷售活動、文化用品生產和銷售活動等六大類[12]。再具體進行劃分，主要分為核心層、外圍層和相關服務層（見表2）。
通過表2可以看出，我國在文化產業的分類上比較寬泛，涉及的領域和門類較多，涵蓋的內容十分龐雜，既有物質文化生產、制造和銷售活動，又有精神文化生產、代理和經紀活動；既有公益性文化，又有經營性文化；既包括學術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又包括商業活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交錯混雜并存發展。隨著新興文化業態的相繼出現，2004年制定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越來越不適應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形勢對文化產業統計工作提出的要求，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變化，亟須對現行分類體系進行必要調整，使其更加切合現實發展的需要。
我國的文化產業主要指以文化為核心內容，為直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而進行的創造、傳播、展示等文化產品（包括貨物和服務）的生產活動（包括制造和銷售）。2012年7月，國家統計局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文化統計框架2009》，延續原有的分類原則和方法，對產業類別和結構分別進行了相應調整，新增了以文化創意為核心特征的新興業態，逐步細分了部分行業小類，去除了少量不相關的產業類別。在《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04）的基礎上進行修訂，頒布實施了《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12），對文化產業的定義進行了更為精準的界定：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產品和文化相關產品的生產活動的集合，并進一步說明了文化產品的生產活動（從內涵）和與其相關生產活動（從外延）的范圍指向。
根據2012年的分類標準可以概括出，文化產品的生產活動、文化用品的輔助活動和專用文化設備的生產活動成為文化及相關產業的主要內容，其中文化產品的生產活動構成了文化及相關產業的主體，其他方面則是補充。文化產業的統計范圍基本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統計框架2009》規定的范圍保持一致。統計上指稱的“文化及相關產業”覆蓋全部文化及相關單位，“文化事業”著重指公益文化單位，而“文化產業”主要指經營性文化單位（見表3）。
當文化產業的內涵較為明確時，其外延描述就會更清晰。新修訂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12）標準基本上全面反映了近年來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客觀進程和可喜成就，特別是新的四層次劃分較為合理，對文化產業鏈條進行了新的提煉和梳理，更符合文化生產規律[13]，更好地適應了我國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趨勢。這既回應了社會各界對文化產業的熱切關注，同時也澄清了以往在文化產業認識上的不確定認識，為我國政府和相關部門進行文化產業統計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標準和行業導向，在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隨著我國文化產業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壯大、人們對文化的認識逐步深入、文化與其他領域的加速融合，文化產業的涵蓋范圍也在不斷發展變化，逐步完善文化產業的科學劃分體系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文化產業內涵進行科學界定和系統劃分，能夠正確把握文化產業發展的態勢，恰如其分地定位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坐標，以便采取不同的營銷策略，制定相應的法規政策進行有效的區別管理，推進我國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既要發展壯大出版發行、影視制作、印刷、廣告、演藝、娛樂、會展等傳統文化產業，同時也要加快發展文化創意、數字出版、移動多媒體、動漫游戲等新興文化產業門類。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化產業的媒介品牌與創意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編號：10XXW01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西藏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項目編號：10JJD860006）]
（作者系西藏民族學院新聞傳播學院)
注釋：
①約翰·霍金斯先生是國際創意產業界著名專家，英國經濟學家，世界創意產業之父，版權媒體及娛樂業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知識產權憲章的負責人和提供創意及知識產權咨詢的創意集團的主席及創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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