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為何盛產“知識性謠言”

最近,一篇題為《請別在朋友圈里強奸我的智商》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話糙理不俗,很多人看過之后都深有啟發。文章盤點了近幾年一些網絡熱帖中的“知識性謠言”,比如“德國禁止學前教育”“火車票不能亂扔,二維碼會泄露個人信息”“黃鱔大都是吃避孕藥長大的”等。值得思考的是,那些明顯有漏洞的“知識”,為啥總有很多人會相信和轉發,以致不斷荼毒更廣的人群?

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先看看我們身邊的一群人:他們未必是虔誠的教徒,但熱衷于進廟拜神；他們自稱啥也不信,其實是名副其實的“啥都信”；他們見寺廟拜佛祖,見道觀拜玉皇大帝,碰見關帝廟就拜關公,到岳飛等歷史名人紀念堂前也還要雙膝跪地,哪怕見到一口大缸、一尊赑屃也要扔幾張鈔票……這些人的心理是:只要是可能有好處,那我就都先拜著吧,萬一靈驗不就占了個大便宜嗎?

人們熱衷于在朋友圈傳播那些“知識性謠言”,其實也懷著類似的心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他們似乎總覺得,萬一那些帖子的內容確有其事,就能幫自己和家人朋友躲過一劫,“既然沒啥壞處,為何不轉?”可事實上,朋友圈的很多“知識性謠言”都曾被反復辟謠過多次,只要隨便上網一搜就知真偽。問題是,朋友圈的信息都來自我們熟悉的親友,讓很多人都放松了求證和核實。

其實想起來,我小時候也曾對一些“知識性謠言”深信不疑。比如,小時候媽媽說說謊鼻子會變長,我信了；老師說,在月球上唯一能看到的人造建筑是長城,我也信了……但后來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看到朋友圈有人說小龍蝦是二戰時期日本人基因改造的結果,還是有很多人相信,我卻不信了——我知道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才發現了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二戰時期哪來的基因技術?

朋友圈之所以有很多“知識性謠言”,一方面是因為,朋友圈是一種扁平化的話語空間,沒有被普遍認可的權威和專家,信息傳播也處于半封閉狀態,很難像微博那樣在信息公開傳播中鑒別真偽。另一方面,在微信語境下,也不可能指望每個人都有足夠的好奇心和時間精力,在冗雜的網絡當中尋找線索,去對每一條有疑問的信息進行核實再傳播——甚至連專業的記者也不能指望做到這一點。

沒有權威的聲音,只能信任親密關系,在面臨事關切身利益或安全的話題時,做出最穩妥的選擇,這似乎是在朋友圈這樣的環境下,一個理性人最正常的舉動。但是,這種行為帶來的后果,卻如經濟學中所揭示的困境一樣——個人的理性結果是集體的非理性,許多漏洞百出的“知識性謠言”得以在朋友圈中持續傳播。

仔細分析朋友圈的那些“知識性謠言”不難發現,有一些話題很容易“中槍”。比如轉基因到底有沒有危害,比如各種奇葩的犯罪手段——火車迷藥、冰塊浴缸醒來腰上兩道傷口等,再比如食品安全問題——人造假雞蛋、螃蟹打針、避孕藥黃瓜等,還有一個典型例子是“某政協委員提議兒童上戶一律采集指紋和DNA”。

這些經常被拿來編故事的主題,通常與人們最基本的安全需求息息相關,而且大多有現實基礎——比如媒體上轟轟烈烈的關于轉基因的爭議,頻發的地溝油、三聚氰胺、黑心工廠等食品安全隱患,兒童被拐賣和性侵害等社會治安不好的消息屢屢見諸報端。“擊中你的恐懼”,就成了這些“知識”迅速流行的秘訣。

當然,如果只是在朋友圈里傳點不痛不癢的健康秘籍和社會亂象,最多是讓一些“惜命”的人生活小心翼翼。但是,如果在整個的社會里人們也因擔憂和恐懼無處可化解,只能求助于“自助式”理性的話,恐怕其不利的影響就會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