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參與背景下美國調查報道的新特征

調查性報道發端于19世紀末，是美國傳統媒體，尤其是報紙和新聞類雜志的經典體裁之一。20世紀60、70年代是美國調查性報道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的調查性報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入，范圍也更廣泛，往往涉及一些引起爭議的公共性問題，而且開始轉向揭露政府內幕，涌現出了“水門事件”等杰作。進入21世紀，傳統媒體調查報道受經濟、人員和政治等因素的束縛，逐漸喪失為公眾利益服務的勇氣和能力，進入衰退期。相反，一部分非營利性新聞媒體和新興數字媒體開始關注調查報道，它們被認為是重振美國調查報道這一經典新聞體裁的重要傳播載體。也正是因為這些媒體的參與，使美國調查報道從采編到發布到整個環節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公共性。

目前以赫芬頓調查報道基金為標桿，美國眾多非營利性新聞機構都以調查報道作為立身之本。比如2008年由加州銀行業大亨創辦的ProPublica，因2010年和2011年兩次獲得普利策調查報道獎而聞名。而一些新興的小型數字新聞機構，則在專業領域的調查報道中表現突出，比如Homicide Watch D.C擅長犯罪調查報道；SCOTUSblog因2012年關于奧巴馬醫改的調查報道一舉成為法律領域調查報道的先鋒；First Look Media由英國《衛報》爆料斯諾登事件的著名記者格倫·格林伍德牽頭，專門從事涉及全球重大政治和軍事事件的調查報道。

考察美國調查報道近年來的衰退與轉型可以看到，基于互聯網的非營利性新聞機構和新興數字新聞媒體，正在成為新型調查報道重要的傳播載體。在賦予這一經典新聞體裁新的生命力的同時，也賦予了它公眾參與背景下的新特點：

新型調查報道獲取新聞線索的渠道前所未有的開放。重要的新聞線索是調查報道得以展開的關鍵。傳統調查報道依靠建構的爆料人圈子獲取新聞線索，而爆料人通常是關涉報道對象的當事人或所謂的“深喉”，他們對報道對象了解比較充分，并愿意提供爆炸性“內幕”，但這個群體人數非常有限，往往造成新聞線索不夠充分，使得傳統媒體在挖掘新聞線索上耗時過多。新型調查報道具有數字化開放的天性，它依靠眾包的力量獲得更加豐富的新聞線索。赫芬頓調查報道基金推出的關于美國保險業索賠過程復雜和陷阱的調查報道就充分利用了這種方式。該基金會記者丹尼爾·艾倫做完第一篇報道后，就在網站帖子上說，“歡迎知道更多內幕的讀者提供更多線索以便調查深入進行”。兩天后，該報網站論壇被100篇高質量的帖子包圍，其中一篇帖子提供的線索就成了題為《本杰明的故事》的調查報道。記者丹尼爾說：“我從沒意識到這么多人會參與報道的寫作，對一個記者來說，如果讀者中有一個人會對你的寫作提供只言片語的有用信息，幫助你解開未解之謎都是巨大的鼓舞，因為或許那就是你苦苦尋找而未得的信息。”

新型調查報道闡述報道對象的系統性提升。調查報道要求對報道對象進行系統性的闡述，挖掘線索、分析成因、闡述現象并揭露本質。若涉及專業領域，系統性的報道具有高難度，卻又是讓受眾真正了解報道對象的必要條件。傳統媒體受制于人力、物力、財力因素，已經很難再涉足某個專業領域去做成本高、耗時長的調查報道。相反，闡述報道對象的系統性正在成為一些小型專業媒體的優勢。首先，它們聚合了眾多愛好者，以極大的熱誠和執著的態度關注專業領域調查報道。比如：SCOTUSblog和Homicide Watch D.C吸引了對法律和犯罪新聞懷著極大熱忱的專家、學者作為內容提供者。這些內容往往收到深入淺出、一目了然的效果，這是傳統媒體調查報道記者泛泛的采訪很難做到的。其次，系統性闡述問題體現在對數字技術的恰當使用。專業性的調查報道通常需要添加圖表、圖示來提升報道的可讀性。由于具有數字化的天性，一些新興數字新聞媒體在數據挖掘、數據處理、數據可視化方面具有強大優勢。比如：Technically Philly聚合了一批“技術控”專門推出科技領域報道，并在科技圖表制作方面獨樹一幟；FiveThirtyEight則標榜聚集了數據挖掘的“天才”，他們用數據可視化的技術來做調查報道。

新型調查報道推廣模式的公益化。無論是非營利性新聞機構或是小型數字新聞媒體，在推廣調查報道上都選擇了“網站＋社交媒體”的模式，即首先通過媒體自身的網站發布報道，再通過媒體在社交媒體注冊的官方賬號擴散。對社交媒體的充分利用，使得調查報道更有效地在公眾中擴散。比如，ProPublica關于加州醫護業混亂內幕的報道在社交網站推特（Twitter）和臉書（Facebook）的轉發量都逾百萬。其執行主編保羅·施太格爾在介紹該報道推廣過程時提到，“與《洛杉磯時報》合作的這則報道之所以獲得如此大的社會反響，一方面借力了報紙本身的品牌效應，另一方面更依靠了社交媒體強大的推動力。人們通過社交媒體關注與自己休戚相關的醫護行業，因當前的亂象產生共鳴，為改善現狀出了一份傳播之力。”

（作者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新聞傳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