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加載中... 前不久,白俄羅斯女記者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她的作品在中國面臨怪異遭遇:比如《切爾諾貝利的哀鳴》被換成新名《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后又換成《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關于死亡還是愛情:來自切爾諾貝利的聲音》;《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你未曾聽過的“二戰”親歷者的故事》,其實原名應該是《戰爭的非女性面孔》。(11月13日《西安晚報》) 語不驚人死不休。乍看上去這種書名確實達到了“驚人”目的,但給人的不是驚嘆更多的是驚訝。改造后的書名有明顯的煽情味道,目的是吸引眼球。但煽情的故事,距離文學名著相去甚遠。 《切爾諾貝利的哀鳴》中的“哀鳴”二字,傳達的是一種穿透歷史時空的情感意境。《戰爭的非女性面孔》書名更能給讀者以充分的想象,一種被扭曲的人性形象撲面而來。相比之下,被改造后的書名雖然表面上更具沖擊力,但這種沖擊是拋棄原有書名的厚重底蘊,是簡單迎合通俗口味的“低智”化改造。商業對文學作品的過度侵入,表面上可能促進銷售,實際上會破壞文學的完整性。 確實,任何翻譯都不是對原文機械地照本宣科,均離不開對原書必要提煉和再加工。但這種提煉和加工理當盡可能與原文深邃思想保持一致,這也是那些著名譯作得以傳承的根本原因所在。有一點我們無法忽視,那就是在譯作出版物泛濫的今天,我們依然特別懷念當年那些致力于譯作的著名翻譯家。這種懷念不僅僅因為歷史時期譯作的珍稀,更因為一批翻譯者的嚴謹作風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剛剛過世的草嬰,曾翻譯了大量的俄羅斯文學。草嬰“每翻譯一本書,他都會先把原作看過幾遍甚至十幾遍,弄清楚所有人物關系、所有情節起源,然后才開始動筆”,在譯《戰爭與和平》時,他還給書中的559個人物各做了一張卡片,注明每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點及與其他人的關系等。同時他還會熟讀有關俄羅斯歷史、哲學、宗教、政治、軍事、風俗等各方面的書籍,反復推敲一句話甚至一個詞。 文學規律告訴我們,越是那些拋卻表面浮華直抵思想深處內核的作品,越可能穿越歷史的曠古時空。輕易拜倒于庸俗,讓文學書香充斥商業的銅臭,最終只會傷害讀者的閱讀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