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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海報資料圖片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劇照資料圖片
近日發布的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指出，2015年可稱為中國新媒體紀錄片的井噴年。截至2015年12月，網絡視頻用戶規模達5.04億，手機網絡視頻用戶規模達3.54億。新媒體紀錄片播放量高速增長，《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等9部紀錄片播放量過億。誠然，互聯網思維的不斷滲透和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在釋放播出平臺、擴大選題范圍、改變創作觀念等方面對紀錄片創作產生深遠影響，也為紀錄片產業的發展釋放出開闊的想象空間。然而，互聯網不是萬能的，紀錄片發展中的一些固有問題不會因為新技術、新平臺的介入就迎刃而解，互聯網思維本身又給紀錄片創作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
生產方式和宣發理念實現革新
以往，紀錄片產業的市場體系和運營機制不健全，導致其核心資源大都集中在國有大型電視機構當中。電視臺的專業編導是紀錄片生產的主力軍，電視臺是紀錄片的主要投資方和出品方。產業鏈條不完善，使一些民營的中小企業和有夢想的紀錄片人很難找到用武之地。隨著互聯網躋身主流媒體行列，全媒體傳播逐漸成為常態，搜狐、愛奇藝等視頻網站紛紛開辟紀錄片頻道，并組建專門的紀錄片創作隊伍。電視臺對紀錄片播出平臺的壟斷逐漸被打破，一些有想法、有創意的紀錄片人在網絡上找到了展示自己的舞臺。2015年著名導演焦波獨立制作的紀錄片《鄉村里的中國》在騰訊上線，網民點擊率近5000萬。這并不是特例，近兩年網站出品和獨立制作紀錄片的數量激增和網站播出紀錄片的播放量迅速增長，也正好印證了這一點。
互聯網思維的介入，為打通上下游環節之間的壁壘創造了可能，正在改變甚至重構紀錄片的產業鏈。2014年11月，“紀錄中國”產業服務平臺的APP發布。他們在線上征集來自紀錄片從業者甚至愛好者的想法或素材，為其提供相關的培訓和資金支持，使之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Pitch項目，并邀請制作播出機構的相關負責人從中挑選，進行投資、制作或播出。2015年該平臺產生了13個成熟提案，其中5個成功融資，進入制片環節。這種利用網絡對紀錄片資源的整合，能更有效地打破封閉在體制內部的運作模式，為中國紀錄片產業的發展注入更多活力。互聯網還為紀錄片領域引入了口碑營銷的新鮮理念。比如，今年3月，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距離央視紀錄頻道熱播一個多月后，被上傳到網絡上，突然走紅，很多平時對文博領域、甚至對紀錄片都不感興趣的年輕網民變成了粉絲，甚至有不少人發彈幕說要嫁給修鐘表的師傅。這種片方沒做宣傳，卻因良好口碑在社交平臺上形成話題，并持續發酵，進而使播放量不斷攀升的事例，正是“互聯網+”時代才會出現的特有景觀，也給紀錄片的營銷發行帶來新思路。
選題方向和表達手法發生轉變
“互聯網+”時代，紀錄片的選題方向和表達方式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一直以來，紀錄片給人們留下了一種“一群精英制作出來給另一群精英看”的刻板印象。互聯網技術的不斷革新，不僅使更多出品方和制作人參與到紀錄片的生產中來，還使大量網友成為內容提供者和觀看者。在這個“全民皆為記錄者和觀眾”的時代，紀錄片的選題觀念為了適應網絡群體的觀看需求，也開始呈現出去精英化的趨勢。從受眾的角度來看，網民更傾向于關注社會熱點內容，這一特點勢必激發業界對現實題材紀錄片的創作熱情。比如鳳凰視頻的人文紀錄片欄目《甲乙丙丁》通過“胡同里的盲人電影院““北京老澡堂”“龍套哥的卑微人生”等內容關注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命運，以此反映和思考社會問題。
互聯網的開放性、互動性還為紀錄片的個性化表達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從時長上來說，在網絡上播出的紀錄片無須局限于電視欄目30分鐘或45分鐘的標準時長。為了適應移動互聯網時代注意力碎片化的趨勢，互聯網紀錄片越來越短，更強調快節奏和懸念性，甚至出現微紀錄片的概念。與傳統紀錄片青睞于宏大敘事、群體敘事的表達方式不同，互聯網紀錄片更傾向于個人化敘事。比如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沒有采用以往歷史紀錄片中所慣用的恢宏大氣的鏡頭和氣勢磅礴的音樂，而是以個人的視角展示稀世文物的修復過程和修復者的生活故事。紀錄電影《我的詩篇》將視角對準愛好作詩的普通人，用詩化的鏡頭語言呈現他們的精神世界。可見，個性化的表達正成為網絡環境下紀錄片創作的重要理念。這些創作理念的改變正是互聯網傳播渠道與傳播對象變化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文化使命和專業品質必須堅守
當互聯網被納入中國的社會生活和傳媒格局之中，技術不再是決定因素，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越來越多地影響著紀錄片的發展格局。也就是說，中國紀錄片藝術的未來必定是在與國家、市場、社會的互動實踐中實現的。當諸多復雜因素共同影響著紀錄片的發展未來時，我們發現，“互聯網+”時代給我們提供的只是種種美好的可能，要把這些可能變成現實，不僅要敞開胸懷、創新思路，更應擔當責任、堅守使命。
自1922年，世界第一部紀錄片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納努克》誕生以來，從電影紀錄片到電視紀錄片，再到現在的互聯網紀錄片，紀錄片人一直在調整著自己的創作觀念和生存邏輯。但無論怎么調整，紀錄片最核心的價值取向從未改變，那就是“紀錄片要在繁縟復雜的社會百態和千差萬別的現實情境中，筑構一種對生活的思考、對現實的記錄和對未來的憧憬”。盡管紀錄片的互聯網制作與傳播，可以讓無數草根網民參與到紀錄片的生產過程中來，但對從業者的門檻降低不代表對作品的品質要求可以降低。網絡可以上傳海量內容，但有傳播渠道不代表一定為觀眾所接受。從在網絡播出的電視劇、綜藝節目，到網絡自制內容，相較于電視平臺，紀錄片在視頻網站上所面對的競爭對手更多。因此，“互聯網+”時代對選題的重要性乃至趣味性、時效性，拍攝的考究，剪輯的精良，后期處理的用心，專業化的營銷，主流價值觀的傳播等紀錄片生產制作發行各個環節的要求，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
目前我們創作的一些所謂互聯網紀錄片，只是把互聯網因素簡單粗暴地植入創作營銷之中，打著迎合網民收視心理的旗號，或用性格極端的人物撓民眾的笑點，或用殘酷故事碰社會的痛點。用這種思路作為指導，“互聯網+紀錄片”的發展道路就會出現偏差。這正是當下“互聯網+紀錄片”向縱深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真正的“互聯網+紀錄片”應用互聯網的基因、用互聯網的思維方式、用互聯網的框架來重構紀錄片的生產與傳播。比如，在紀錄片的預售環節，可以采用網上眾籌的融資方式；在生產環節，編導可以依據大數據，隨時改變拍攝角度和剪輯方向；收視環節，觀眾利用社交平臺自覺互動，參與情節發展，共同完成敘事，等等。總之，未來總在想象之外。紀錄片人面對“互聯網+”時代熱潮的沖擊，還需保持冷靜理性，既樂觀地看待其中的積極因素，也不回避各種難點和問題，穩扎穩打，讓產業發展更上一層樓。（田維鋼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