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的核心和媒體的社會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力量高舉起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這一重要論斷，十分鮮明又異常雄辯地突出了五四精神的核心。從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有史可鑒的歷史記載看，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從五四時期廣大青年和全國各族人民面臨的國際生存狀況看，國家和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緊急時刻，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以北京大學學生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作先鋒，各族各界民眾廣泛參加，掀起了一場救國反帝、團結圖強的愛國運動。“國土不可斷送，人民不可低頭”，浩氣長存的五四愛國主義壯舉，直到百年過去，仍然那么深深地讓我們激動、感奮！有了愛國主義這一最初的動員、最樸素的動力、最不可撲滅的理念，才會有百年來中華民族的進步，才會有不斷進取的民主和科學。把愛國主義視為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成功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對百年中國歷史進程的深刻解讀，是對中國一代又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和億萬民眾流血犧牲圖強自立的充分肯定。

愛國主義的灌輸、培育和維護，是需要真實信息的報道和正能量的傳遞。五四時期的新聞信息傳播和新聞傳媒百折不撓的堅持，不斷印證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驅者的努力、奮斗和正確、偉大。五四運動的旗手《新青年》在其創刊時就聲稱，自己的使命即為“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是巴黎和會通過使中國蒙受屈辱的和約，赴法留學生最早向國內報道了這一信息，致使《民國日報》、《晨報》等83家報紙成立“全國報界聯合會”，呼吁報界消除歧見，一致對外，力求“外為和會專使之后盾，內作南北代表之指導”。正是在新聞媒介的呼號和引導下，一批學生最終走上街頭，呼喊出“萬眾一心，一致討賊”的口號。《京報》社長邵飄萍在學生集會上，大聲號召學生“救亡圖存奮起抗爭”。

在新聞界和學生的齊心抗爭下，五四愛國運動日益向全國深入。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長沙創辦并主編《湘江評論》。同年9月，周恩來在天津領導成立覺悟社，出版社刊《覺悟》。這一南一北兩家報刊，把愛國主義同民主主義結合起來，以愛國主義為初心和動力，在愛國主義這面大旗的指引下，有力地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宣傳，推動著進步、民主和科學事業向深遠進取。

五四運動一百年來，中國和世界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愛國主義至今依然是每個中國民眾，特別是每個青年知識分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就像在每個重要和莊嚴的場合，我們一起唱國歌，一唱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就會由衷地感到“起來，起來，起來”，對今天的中國和今天的我們是多么有力的號召和推動，我們的血液都會隨之奔涌！這是因為，祖國和中華民族面臨的國際生存環境，對我們來說依然是一種新的考驗，新的較量。盡管我們的經濟總量和國際地位，已非百年前五四時期所能比擬。今天的青年知識分子和各界民眾，每個人的肩上依然有一付沉甸甸的擔子。

從經濟上看，雖然我們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已有好幾年了，但用“人均”來計量，我們的排位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從政治上看，今年年初美國一批情報研判機構給政府提交報告，提出要同中俄打一場意識形態仗。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實踐告訴我們，經濟社會日益發展的中國，同樣需要為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性進步切實做好思想場域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扎實提升“應戰”的主動性和自覺性，不斷強化能力建設。特別是新聞輿論界，比照五四運動時期《新青年》等媒體與時代發展主流的互動，我們的使命感、責任感，我們的腳力、眼力、腦力、筆力，與黨中央提出要建成一批新型主流媒體，實現各種媒體的融合發展等重大要求，還有不小的差距。新時代賦予了我們深入融匯于歷史進步的職責，我們必須以時代發展的新要求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這無疑是我們繼承五四精神、奮進新時代的努力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接力跑。”他要求每代人都要跑出更好的成績。這是黨中央對我們的鞭策，也是人民對我們的殷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