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方“歸來”——盧溝橋事變現場報道第一人方大曾尋訪記

方者，剛正不阿也

馮雪松第一次知道小方的名字是在1999年。那天，他無意中在辦公室的報紙堆里看到了一份傳真，傳真是時任中國攝影出版社副社長的陳申發來的，里面提到了一個陌生的名字“方大曾”：

作為抗戰初期活躍在國內的一位戰地攝影記者、歐美許多報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民族抗戰如火如荼、個人事業剛剛展開的時候神秘地失蹤了。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位攝影家……幾乎完全沉入了歷史的忘川，只有他的胞妹珍藏著哥哥留下的一千多張底片……出版社擬將方大曾的作品及世人對他的回憶，合編成《方大曾的故事》一書，以示懷念。

傳真沒有明確的接收人，“戰地攝影記者”“神秘地失蹤”“一千多張底片”這些關鍵詞語卻觸動了馮雪松這名紀錄片工作者的直覺。他記得那時的心情，有點興奮，有點沖動。從此，持續20年之久的尋找方大曾之旅開始了。馮雪松習慣說“尋找”小方，而不是“紀念”之類的詞語，因為“一開始還懷有美好的愿望，希望小方還生活在世界的某個角落，希望他只是因戰爭失憶，或者別的原因，一直不曾回家。”

他先翻開了厚厚的《中國攝影史》，結果讓人失望，其中的方大曾沒有獨立的篇章，沒有連貫的履歷，沒有定論和結語，他只是一個被叫作“小方”的年輕人，他的名字只是零星出現在相關聯的歷史事件中。

馮雪松找到陳申，并在陳申的引見下拜訪了小方的妹妹、85歲高齡的方澄敏。于是，那個碎片化的小方有了一點輪廓：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筆名小方，1912年7月13日出生在北京東城區協和胡同。他的父親在外交部工作，家境殷實。讀小學時，方大曾就喜歡攝影，開明的母親用七塊大洋給他買了第一架相機。1929年，17歲的中學生方大曾發起并組織了中國北方第一個少年攝影社團。

1930年，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學經濟系，1935年畢業，大學期間思想活躍，熱心進步活動，曾與詩人方殷共同主編《少年先鋒》雜志。畢業后，先后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和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工作，工作之余同時擔任中外新聞學社的攝影記者，時常帶著相機外出，記錄所見所聞。

據方澄敏介紹，大學時的小方就已經在北平的攝影圈嶄露頭角，參加各種展覽，常在報刊上發表攝影作品。上大學后他不再向家里要錢，他的稿費不僅可以支付生活用度，還足夠買拍攝用的膠卷、洗照片用的藥水。

在《以身許國的新聞戰士》一文中，方澄敏回憶，哥哥“身材高大，臉色紅潤，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透露出純正無邪的光芒”，他“好像每天都是樂呵呵的，又好像從不知疲倦”，“他之所以稱為‘小方’，那是因為他童心未失，秉性活潑，喜歡同孩子們在一起的緣故。當朋輩們看到他這個大個子出現在歡蹦亂跳的小人群中時，就情不自禁地親昵地稱他為‘小方’，他自己呢，也認為這個稱呼并不孬。他說：‘方者，剛正不阿也，小則含有謙遜之意，正是為人處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個正直的、于國于民有用的人。’”

瀏覽小方留下的底片，不難感受到妹妹眼中“活潑”“正直”“純正無邪”的他。馮雪松告訴記者，上世紀三十年代，正是中國攝影藝壇上一個相當活躍的時期，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照相機只是少數“有錢有閑”的人手中的“畫筆”。一些攝影家們追求唯美主義，集中在上海、北平等大都市，熱衷于展示改良過的類似國畫或時裝照的攝影術。而小方的攝影風格和工作方式與之截然不同，用方澄敏的話說，小方“不拍美人照”。他的腳步遍及城市周邊的寺廟古剎、鄉村田野、商埠市集，以及河北、山西、察綏一帶；他的鏡頭中多是紀實風格的勞苦大眾，譬如門口的車夫、討生意的小販、蜷縮在墻角下的縫窮者、破衣爛衫的碼頭工人、皮膚黝黑的黃河纖夫、井下挖煤的煤礦工人等。

行走和拍攝中，小方對現實有了更多思考。在一個煤礦區目睹工人們隨時危及生命的工作后，他忍不住在文章中吶喊：“這個世界簡直不允許他們生存在光明中，我想，他們總會得到解放的吧，我這樣企望著，我確信這不是幻想：因為有千百萬的人，正為著人類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斗爭！奴隸們也要享受‘人類的生活’了！”

引人注意的是，小方留下的底片里還有不少自拍照。這些直到2015年才在方澄敏老人的遺物中露出真容的自拍照中，小方經常是攀登在高處的形象，在塔吊上、在天梯上、在山頂上，他似乎總想抵達更高的地方，讓人不由得想起母親對他性格的評價——“太愛冒險”。

“知子莫若母”，小方的確是不懼危險的。早在學生時代，他就因參加進步活動被捕過兩次，只不過，這些事情他從未對家人透露過。馮雪松說，最近幾年，他才在中法大學相關的檔案和史料中發現小方被捕過。一次是1932年1月19日，一份北平市警察局二區的案卷顯示為“解送中法大學王良驥、方德曾等十三人游行被捕案”，事由大意為當日下午，青年學生集會后赴市黨部抗日情愿，沿街高呼“打倒國民黨”等口號。另一次是1934年，中法大學的校友高云暉在《回憶農苔在中法大學和抗戰初期》的文章中提到，“一天，教師范文瀾、王慎明、阮慕韓和同學方德曾分別被國民黨省黨部逮捕去了，過了好幾天，他們才都被校方營救保釋出來……”因為這次被捕，本應1934年畢業的小方被校方降了一級，延遲至1935年才從中法大學畢業。

這樣一個充滿正義感、不懼危險的青年，在“九一八”后動蕩的時局下，成長為一名戰地攝影記者，幾乎是最順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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