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方“歸來”——盧溝橋事變現場報道第一人方大曾尋訪記

綏遠43天

1936年年底，綏東集寧縣的冬天，范長江遇到了“碩壯身軀、面龐紅潤、頭發帶黃的斯拉夫型青年”小方。彼時，《大公報》記者范長江的經典作品《中國的西北角》已在全國引發強烈反響，而小方還是中外新聞學社的年輕記者，兩人均為采訪綏遠抗戰而來。這是兩位同行的第一次謀面，小方的一個“壯舉”卻讓范長江吃了一驚——他打算告別同行的記者朋友，獨自騎馬斜穿陰山，到綏北的百靈廟繼續采訪。

小方“單槍匹馬”的獨行“壯舉”由來已久。1936年11月，綏遠抗戰的炮聲打響，中國軍隊取得了百靈廟戰役和紅格爾圖戰役兩次大捷。12月4日，小方帶著他的相機，登上了北平開往綏東的火車，一夜顛簸后，抵達了寒風呼嘯的集寧縣。接著，他先在集寧搭乘部隊車輛，后逆著北風徒步五個多小時、跋涉40里，趕到距離集寧180里的紅格爾圖。

在前線與戰士們同吃同住采訪后，小方返回集寧，遇到了《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中央社記者王華灼等人。數日后幾人共同前往綏東的另一處軍事重地興和縣采訪，后再次回到集寧。

就在此時，小方輕描淡寫地告訴范長江，他第二天要騎馬去百靈廟。范長江在1938年的《憶小方》一文中回憶：“到百靈廟……那是雄壯而艱苦的旅程……塞外的生活，我們多少經歷過一些，總少像他這樣冬季孤身翻陰山，而且正是百靈廟戰爭之后。”范長江寫道，從此被人叫為“小方”的方大曾先生，在我們朋友心中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

小方決定開啟這趟艱苦旅程的理由很簡單，從集寧到百靈廟這段路程經過的地方，“自戰爭平定后，還沒有新聞記者到那里去視察過被匪蹂躪后的慘狀”。

駐集寧的湯恩伯聽說小方的計劃，提出派汽車送他，小方拒絕，因為他清楚這段原始狀態下的路程并不適宜汽車行走，他打算騎馬趕路。與今天的記者不同，當年的范長江、小方等戰地記者騎術都不亞于駐守塞外的戰士，在興和采訪時，一位師長就曾稱贊他們：“你們都是武裝的新聞記者啊！”小方在戰地通訊里提到此事，斗志昂揚地寫道，“不只是新聞記者，中國的全民眾都應該武裝起來！”

就這樣，1937年1月6日，小方和一名士兵同行，向西北方而去。天氣冷得厲害，狂暴的北風迎面吹來，就連同行的士兵都受不住，想打退堂鼓，小方不愿半途而廢，便建議士兵自己先回去，士兵看他意志堅決，還是咬著牙隨之繼續趕路了。

除了天氣，在陌生的崇山峻嶺中辨認道路也是一大困難。小方在文章中寫道：“我們并沒有領路人，有的只是我的方向鑒別力，在我們越過那段盤山道路之后，就再也遇不到行旅的蹤跡，因之，我斷定這是走失了正路，我們陷于危險的環境中了。”沒辦法，他只好一邊估量著山的形勢，一邊用眼力尋找蒙古族人辨別山路的“敖包”，翻過一個又一個山峰，經歷一次又一次失望，整整走了一天，終于，一片平原出現在眼前，村莊也多了起來，目的地到了。

這樣艱難的旅程中，小方仍然沒有忘記工作。一路上，土法開采的煤礦區、喇嘛寺院、天主教堂、畜牧場，都成了他鏡頭和筆尖的新聞素材。

2017年10月底至11月初，馮雪松、陳申等人駕車沿著小方當年的采訪路線前往內蒙古實地考察，沿途只見陰山綿綿，草原茫茫。馮雪松說，他難以想象，當年的極度嚴寒下，小方單人獨騎行程數百里，邊趕路邊拍照寫稿是如何做到的。

這次長達43天的綏遠之行，是目前已知小方外出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采訪，也是留下照片和文字最多的一次采訪，他拍攝了四百多張照片，完整地報道了綏遠抗戰。《綏遠軍事地理》、《綏東前線視察記》、《興和之行》、《從集寧到陶林》等來自塞外的通訊，一篇接一篇發表在《世界知識》上。報道中，前線戰士們挖戰壕、擦槍備戰的緊張，頭戴面具進行防毒演習的場景，興和街頭“反對日軍在青島的暴行”的大膽標語以及戰后尸體的慘狀，一一呈現。

這些報道鼓舞了民眾抗日斗爭的士氣，也引起了范長江等新聞界人士對小方的賞識與重視。正因如此，后來被新聞史學家方漢奇稱贊為“中國新聞史上的雙峰”的小方與范長江，才得以在抗戰全面爆發后成為同事，并肩戰斗在抗戰一線。

　　小方的妹妹方澄敏老人和珍藏幾十年的底片盒。